[原创]从秦始皇七年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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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始皇七年谈起
于成玉

据史料记载：“（秦始皇）七年，彗星先出东方，见北方，五月见（即“现”，下同）西方……彗星复见西方十六日。”（《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是各国学者公认的世界上最早的哈雷彗星记录。秦始皇七年为公元前240年。从那次起直到1910年，哈雷彗星共到地球“探亲”29次，我国天文学家每次都作了仔细观察、记载，无一遗漏。

实际上，我国典籍中还有比这更早的有关哈雷彗星的记录。如《春秋》、《左传》、《史记》、《文献通考》等著名历史典籍中，都有鲁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于北斗”的记载。鲁文公十四年是公元前613年。不少中外学者把这次记录看成是哈雷彗星最早的一次回归记录。而我国已故著名天文学家张钰哲先生在晚年考证了《淮南子?兵略训》中有关“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的记录，认为当时出现的这颗彗星就是“哈雷彗星”。他计算了近4000年“哈雷彗星”的轨道变化，并从其他相互印证的史料中肯定了武王伐纣的确切年代应为公元前1057一一1056年间。因此，把我国“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的年代又往前推进了400多年。与此相比，阿拉伯人、欧洲人直到公元66年、公元989年才作了记载，落后于中国几千年。

然而，尽管中国人对“哈雷彗星”观察得很早很早，记载得很多很多，但却没有发现它认识它。而最早发现认识它的则是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对此，人们不禁要问：“哈雷彗星”既然是我们中国人最先看到的，为什么不叫它“中国彗星”而叫“哈雷彗星”呢？这说明了什么呢？很显然，这说明不单是一般中国人，即使是中国天文学家在理论思维能力方面，却落后于人家洋人若干年。

记得几年前，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曾讲过两句颇有哲理的话：“反复出现的问题，就要从规律上找原因；普遍出现的问题，就要从制度上找原因。”一般说来，科学研究不仅需要观察描述现象，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理论思维从观察现象的描述中找出规律，才能揭示出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正如毛泽东所言：“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5页）我国虽然有悠久而系统的“哈雷彗星”的记录，但由于理论准备工作的贫穷和理论思维的贫困，对“哈雷彗星”，中国天文学家只停留在对它的观察的描述记载上，而却没有对其进行理论思维，将“观察记载描述”升华为科学研究的成果。打一个蹩脚的比喻，就像春秋时代楚人卞和献给周厉王的那块璞玉，要成器还要有一番精心的雕琢功夫。而哈雷之所以能发现“哈雷彗星”，正是做了这样的工作。

据文献记载，哈雷在发现“哈雷彗星”前，牛顿就已经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并预言了彗星运动的周期性，从而为哈雷发现“哈雷彗星”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有了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指导，哈雷便开始搜集世界各地有关彗星的资料，东奔西走，终于汇集了大量资料。他运用理论思维，展开对资料的梳理、计算工作后，发现了1531年、1607年、1682年出现的三颗彗星，轨道非常接近。为什么呢？难道这是巧合吗？又是几个不眠之夜的理论思维。从轨道上看，这三颗彗星如出一辙，从时间上看，都是间隔75年左右。是同一颗彗星吗？他又马不停蹄地寻找资料，进行理论分析，果真发现1531年以前也是每隔75年到76年就有一颗彗星出现。紧接着又进一步地计算这颗彗星的运行轨道，结果发现这颗彗星在运行轨道上环绕太阳运行的周期与历史上的记载完全相符。

就这样，哈雷不仅发现了彗星的运行轨道，同时还证明了万有引力定律的正确性。1720年，当时已是64岁哈雷就任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台长，并正式宣布了他对彗星的研究成果。他说，你们在1682年看到的那颗所谓“妖星”，实际上它是一颗绕太阳运转的大彗星，每隔75年左右就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睁开眼吧，1758底或1759年初你们必然会看到1682年的那颗彗星。 哈雷的声音几乎震动了整个欧洲大陆，绝大多数人半信半疑。欧洲的天主教会首先发难，教士们说哈雷是一派胡言。但哈雷真希望自己能再活40年，届时好亲眼目睹彗星的降临，令世人信服。然而22年后，即1742年，哈雷永远离我们而远去了。但 1758年圣诞之夜，人们翘首以待的彗星，却终于来临了。哈雷的预言得到了证实，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人们自然将这颗彗星定名为“哈雷彗星”。

由此可见，理论思维有多么神奇多么重要啊！正如恩格思所言：“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第467页）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一个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直接关系到这个民族的生存、发展 和辉煌；而一个人的理论思维水平，则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的成长和成就。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如果想要在世界性的技术革命中占据主导地位，那就必须拥有高技术优势。而理论思维则是发现和创造高技术的首要前提条件，哈雷发现“哈雷彗星”的实践有力地说明了这些基本道理。

人类认识的发展史告诉人们，理论思维既不是人头脑里固有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主要是受老祖宗的思维方式和所实施教育的影响之所致。在人最初的思想里，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认识上，中国就明显的落后于洋人。中国老祖宗在江河两岸的黄土高坡上求生存，就把自己视为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因此，为求得生存，适应环境就成为中国思维方式的核心。《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中的“补”、“射”、“治”，无不是被动的应对天之缺漏，日之太多，水之泛滥之举。这种被动的适应虽然不是发现，不是发展，但对巩固现成环境下的生存却大有裨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几千年，绵延不绝到如今，恐怕与这种适应环境，求得生存的经验思维不无关系。

而洋人的老祖宗则认为，人和自然都是被上帝创造出来的。人因理论思维而被从自然中独立出来，开始独立创造自己的生活。在他们看来，人的生活是自己理论思维主动选择的创造的结果，而并不是被动的适应自然环境的保命活动。洪水来临，中国大禹治水；洪水未到，西方诺亚造船。易言之，中国人的哲学是从直接观察中得来的，是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贴近生活；西方人的哲学是从苦思冥想中得来的，是从科学实验中总结出来的，总之，与生活有很大的距离。这就是中国经验思维与西方理论思维的差异。

诚然，中国传统的经验思维的片面性哺育滋润了中华民族的聪明勤奋、求知欲强的茁壮成长，但另一方面却不断张扬胆小谨慎，循规蹈矩习俗的斗志昂扬，并抑制和残杀想象力、创造力，尤其是独立意识、自主能力、质疑态度和创新精神的萌发和生长。对此，不仅长期不反思，还常常自觉良好自我陶醉。当中国人还陶醉在自己“四大发明”的辉煌中的经验思维时，人家洋人的理论思维却早已把中国的经验思维的灿烂辉煌远远地抛在了后边。当年鲁迅先生对此感慨万千，他在痛斥国人利用洋人发明的电制造“电刑”，而让“被压迫者却以此受苦，命丧也”的《电的利弊》一文中叹然写道：“外国利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作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盖不但电气而已。”

其实，只要我们有勇气直面中国的现实社会，还能看到由于经验思维造成的更多的中国的落后面。别的不说，单说中国人爱玩的笛子和二胡吧，跟洋人的根本没得比：同样的笛子，我们的那种，就和吹火筒一样简陋。看看洋人的东西吧，那连环银键，那暗道机关，拿在手里，真令人眼花缭乱，赞叹不已。还有中国的胡琴，早先也是从外国传进来的。可是，进来了几百年，一直没什么变化。你再看看那洋人的提琴，可谓五花八门，看到眼里，叫人目不暇接。我们的一支唢呐，吹了几千年，从未旧貌换新颜。你再看看那洋人的铜管乐器吧，那别致的造型，那精灵的古怪，真叫你傻了眼。

当中国社会走进二十世纪的时候，有的中国人还住在土窑里，还在赶牛车使木犁耕地；还在“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如今中国社会已走进二十一世纪了，但我们还在“摸着石头过河”，还在“黄赌毒黑”，还在“假冒伪劣”，还在“宁肯台湾不长草，誓死也要台湾岛”，还在“不说假话就办不成大事”，还在“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还在莺歌燕舞，还在歌功颂德，还在“一切向钱看”，还在……

这两年，国人弄了一个神五神六（还是人家四十年前玩剩下来的）什么的，于是就不知天高地厚，除了感到自豪外，中国人民勤劳勇敢智慧的那一套就又来了，岂不知人家洋人如美国人已经把探测车送上了火星，已经造出了从美国本土发射，无人驾驶，不需要动力，能够携带一千磅的弹药、情报传感器或其他物质，并能以五倍音速飞行，能够在两个小时内向世界任何地方投放常规武器的亚轨道飞行器，称霸全球。这洋玩儿要是咱国人弄出来，那又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了。

据媒体报道，“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和“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已“入宪”，于是有的国人立马出来叫好，盛赞这是“时代进步”。但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前，中国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私有财产，早就不受侵犯”了。然而，后来先富起来的人的财产，不仅被抛起来的暴力革命给没收了，有的连生命也被剥夺了。今天将“私产”重新“入宪”，充其量不过是向“过去”的“私有制”的羞答答的“回归”，如果是从“指导思想”（《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经典：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的视角来看，还是“倒退”，哪里谈得上是什么“时代进步”呢？其实，在一七八○年美国麻萨诸塞州的《权利宣言》早有名言：“个人财产非经本人同意，纵是极小部份，亦不得受侵害”，比我们现在的“回归”和“倒退”早了二百多年。对照起来，我们用几千万人的生命换来的迟到的所谓“时代进步”到底有多大进步而值得我们自豪的呢？

新中国已经度过了半个世纪的青春年华，可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国籍人士拿到标志科研最高水平的诺贝尔奖。那么，中国人的问题出在哪里呢？纵观历史和现状，尽管我们有过五百年被外族统治的历史，但是，中国人种并没有发生大的问题。问题在于，中国的经验思维禁锢了民智的开发。

倘若站在经验思维的角度，中国的教育简直办得太出色了太成功了太有“战略眼光”了。我们今天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行政化的“教育系统”从根子上把“确保经验思维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问题解决了。因为只要行政化的“教育系统”源源不断向社会输送只“唯书”“唯上”而不“唯实”、没有独立人格独立意识的拧在社会机器上的“螺丝钉”，那么不管中国社会未来发生怎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最终都难逃“唯书唯上”的掌心，最终都不能不重新回到“唯最高权势为马首是瞻”的“轨道”上来。

其实，人类的进步，最根本的标志是人类理论思维水而的提高，一个低水平的理论思维的群体，创造出的社会形态必然也是低水平的，其内斗谁胜谁负又有何意义呢？理论思维的历史使命，在于从整体上启发人类，不断提升人类智慧水平的底座，从而使人类社会从低等状态不断向高等状态进化，从而造福于全人类。而这就需要科学的教育系统发挥科学的引导作用，指导人们像德意志民族那样，投入到“学习以往的哲学”中来。

恩格斯指出：当“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关系”时，“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但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第465页）而德意志则是举世公认的善于“发展和锻炼”理论思维和执着“学习以往的哲学”的民族。

德国大哲学家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有一句后来被刻到他墓志铭上去的名言：“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时常愈加反复地思索，它们就愈是给人的心灵灌注了时时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这句永远有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的话便是对德意志民族善于学习理论思维的生动写照。他成名后，连贵夫人和大家闺秀们都喜欢在梳妆台等什么地方放上一本他的著作，以致形成了一种时尚，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因此，在“二战”前，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诺贝尔奖颁发的头30年内，德国科学家获奖人数占全部获奖数的30％，在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34位各国科学家中，就有14位经过德国大学的培养和深造。这至少说明了 ，德国的科学水平在当时是世界第一流的 。虽然“二战”将他们的国家“一分为二”，但是并未通过“兵戈相见”，而是通过理论思维所释放出来的政治智慧而又重新“合二而一”，成为世界“七强”之一。至于给受害国家所造成的灾难，理论思维使人家的政治家能够作出“下跪”的忏悔，从而博得举世皆曰“高贵”的赞誉。

再说说洋人的代表美国，人口虽然只占世界人口总数不到５％,但美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却占全球获得该奖人数的７０％以上，其中奥妙何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科尔韦尔的回答是：“人们总将提出疑问，并朝着新领域迈出下一步。可是，许多国家存在一种传统的倾向，不敢打破现状，对长者或上司总是表现得毕恭毕敬。我敢说，美国科学家并不特别顺从于一些过时的想法。”

其实，人家的教育向来就是作引导孩子“提出疑问，并朝着新领域迈出下一步”的工作。这有“四和二 = ？ ”和“1+2+3+4+5+6+7+8+9……98+99+100=？”为证：

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律系教授艾德恩凯迪博士，教书已经教了二十年了，每学期在他上第一堂课的时候，他总是先在黑板上写下两个数字：四和二。 然后他问学生：“结果是多少？” 许多学生都争相作答。

有的说：“六。”他摇着头。

有的说：“二。”他摇着头。

最后有人得意地说：“我知道了，那是八。”他也没点头。

学生一阵纳闷，凯迪博士才说：“你们根本还没问这是个什么题目？是加法、减法、乘法或除法？你们不了解问题，又怎么能说出真正的答案呢？”（《报刊文摘》第2051期）

人家就是这样启发引导学生“与其不经心地多做事，毋宁少做事而多用心思考”。

无独有偶。 诞生于二百多年前的贫寒家庭出身的德国大数家高斯，当他还在小学读书的时候，有一天，算数老师要求全班同学算出以下算式：

1+2+3+4+5+6+7+8+9……98+99+100=？

在老师把问题讲完不久，高斯就在他的小石板上端端正正写下答案5050，而其他孩子算到昏头脑胀，还是算不出来。最后只有高斯的答案是正确的。为了引导高斯向理论思维的“新领域迈出下一步”，算数老师去城里自掏腰包买了一本书送给高斯。高斯很高兴和比他大差不多十岁的老师一起学习这本书。他们俩个人建立起深厚的感情，花费很多时间讨论这本书里面值得理论思维的东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高斯后来成为世界重量级的大数学家，与他的老师的及时引导所分不开的。

　 思维科学告诉人们，人的思维结构是在早期教育中形成的，人的思维功能是在学龄前教育中发展的，人的思维能力是在继续教育中提高的，人的思维潜力是在终身教育和学习中开发出来的 。所以，锐意改革现行教育体制，大力开发孩子的智力，让终身学习，终身教育观念深入人心，让教育成为我们一生中永不断裂的链条，从而不断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素质就成为我们无法逃避的必然选择。

当务之急是，迫切需要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通过多种手段激活释放增强他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如，通过语言训练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通过异中求同和同中寻异等多种思维方式，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通过一因多果和一果多的分析方法，培养学生的多向性思维能力；通过鼎力鼓励学生不唯书，不唯上，大胆质疑，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并肯定其敢于提不同见解的勇气，训练学生的挑战批判的思维能力；通过联想模拟方法，训练学生的主体的想象思维能力；通过抓住思维的流畅性、变通性和独创性，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总之，教师要尽已所能，使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不断得到提高和发展，为孩子在走出中小学校门前，就夯实他们进行理论思维的基础。

法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曾经说过："教学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激励是启动孩子心灵学习理论思维动力的发动机。它能把理论思维教育要求转化为个体的自觉行动，促使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主动执着地奋进，斗志昂扬地向上。中小学教师在授课时，一定要感情充沛地向学生传授对质疑的热语爱心、对探索的钟情执着，对独立思考的矢志不移，从而增强学生对理论思维投资的好感与崇敬，进而喜欢理论思维的夭桃和妩媚，让学生在兴奋、愉悦的心态下主动学习，发展自己。

但愿我们的灵魂工程师，能早日告别“升学率”的纠缠，为每一个孩子走出校门进入社会，都能够驾轻就熟地运用理论思维，从过去的经验中总结规律以把握未来，从现实的变化中寻求规律去开拓未来而努力吧。

2005年4月8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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