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峰，你的修养哪去了

　昨天中午看了上海电视＜陈蓉博客＞的一档节目，这期邀请了方舟子，万峰做嘉宾，讨论有关中医的一些问题。结果两位嘉宾在电视台的演播室就干上了，大吵特吵，尤其是万峰一点没有公众形象。万峰在浙江文艺台主持＜伊甸园信箱＞，被公众和媒体称之为“电波怒汉‘，我也听过他主持的几期节目，我想大部分听众和我一样，是觉得万峰好玩才去听的，因为这是一档性教育节目，而万峰所讲的根本和性无关，或者说万峰根本也不是一个具备丰富性知识的主持人，只是一味的在那里嚷，不间断的在那里骂罢了，如果说这档节目还有可取之处，那就是万峰的嚷和骂给了那些徘徊在两性边缘的打工仔，打工妹当头一棒，使他们知道性不是可以随便乱来的。在主持这样的一档节目，万峰的骂还是情有可愿，因为他面对的本身就是“性无知”的受众。但在“陈蓉博客”这档节目里，你是作为一个嘉宾出现在电视上的，你怎么也如此这般的一味嚷啊，你也是经历过很多生活的人，见过世面的人，你看不惯方舟子，可以来驳啊，干嘛如此的缺少风度，缺少修养啊，声音响并不是有理的表现啊，万峰，其实很多道理也是可以用春风化雨的方式来传达的，如果哪一天你在主持时，声音变得小了，语气平和了，我想那时你的听众将受到更多的教育了。

批判与反批判：吃饭能传染乙肝吗？

　　　Conker　　我写这样的文章，就做好了被批判的准备，因为太多的人不愿意听也不想听。不过真理越辨愈明。首先说名一下我为什么写这样的文章。我的亲戚朋友中，有好几个是乙肝患者。大多没有输血，家族等重要相关因素。我能想到的是 "病从口入"。由于学术界公认的 "乙肝不是消化道疾病"的历史，在中国很久以来根本就没有象样的流行病学调查去证明 "乙肝不是消化道疾病"。近年来调查开始多起来。 "病从口入"的证据也越来越多。稻草人同学可能也是作科学的，还是用数据说话吧。过多的臆断和情绪化的人身攻击不会解决任何问题。下面是一些说明和参考文献。 　　数据来源。"最近的研究表明，当就餐者中有乙肝病毒携带者时，采用传统就餐方式的乙肝感染率为42％，而分餐制的乙肝感染率为17 ％，这也说明了乙肝是可能从消化道传染的"。注意是感染率，不是发病率。这段话，我在国内正式的健康网见过多次的。我已在第一时间向方舟子说明了因为我无法做国内的文献检索，在古哥上查不到。希望有人能帮查一下，看一看样本量和试验设计。方舟子指出，这样的数据应指长期家庭内密切接触。这一点我同意。因为这样的流病调查只能用长期密切接触组来作为阳性组，不可能做也没有办法做单次接触的流病调查。这段话的确有误导的嫌疑，我在引用的时候没有看到原始数据，再次说明。　　文献。稻草人同学比较忙，可能没时间读文献。我帮你读一读。因为我无法做国内的文献检索，只能简单的查一查，大多只能看一看文摘。不过也能说明问题。你要写科普，一定要多读文献。不懂没关系，就怕不知道自己不懂。太多的专家写出的东西听起来头头是道，名头又大，结果是大众受害。最近的王琦就是一例，自己脑袋里灌水了还不知道 , 顺便拍一下. 乙肝权威们都说 "乙肝一般不通过消化道传播", 可没有任和实验依据。你非让我拿出反证，我认为是不科学的。稻草人同学的风险评估有问题。不能解释中国日本的乙肝据高不下, 也不能解释海南，四川等地的高感染率. 有时间，读一读下面的文献吧。乙肝 (DNA) 不同丙肝 (RNA) 和 HIV (RNA), 体外不易死亡，口液里可含有活病毒，这都是被大量研究证实的。中国人的口腔及消化道疾病又多。自己拍拍脑袋想一想，能不能吃出乙肝。下面有一堆原始文献，自己看吧。你如在国内，应该找到更多。我这里摘几段原文, 出自近年的专业杂志。　　"家庭内部和集体内部的HBV 感染率与时间呈正相关，随着共聚时间增多HBV感染率增高"　　"实验结果显示，不同试验组血液、唾液、精液和阴道分泌物标本测检HBV-DNA 的阳性率有显著性差别，HBV-DNA阳性率的高低似与家庭以外人员聚餐活动频率呈正相关，与家庭以外人员聚餐活动频率越高，HBV 感染机率越高"　　"集体共用餐具的检出率明显高于个人自备餐具，众所周知．乙肝病毒传播途径是复杂的，主要途径是血源性．但密切接触和体液 传 播也是重要因素。作者认为：个人自备餐具减少了传染机会．而上千人的太食堂集体轮换共用餐具．冲洗后无衡底的消毒处理，增加了生括密切接触交叉传染机会"　　"多元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下面几种因素与多重感染有关，家庭成员肝炎史 OR 为27 ．11 （4 ．93 －149 ．1 ），牙科手术史OR 为4 ．81 （1 ．57 －14 ．69 ）；输血史OR 为4 ．01 （1 ．51 －10 ．70 ），血液接触史OR 为5 ．64 （1 ．0929 ．27 ），外餐习惯OR 值2 ．29 （1 ．30 －4 ．05 ），结论：病毒性肝炎多重感染模式较多，对临床有较大的影响，对人体危害较严重，恢复较慢，家庭成员肝炎史，牙科手术史，输血史，血液接触史和外餐习惯与多重感染有关。"　　乙肝的歧视问题及预防。科学是实事求是，和歧视没关系，这是我的初衷。我最好的朋友就是乙肝。这也是我为什么愿意花这么多的时间在这上面。我们是分餐的，他也能接受。我们讨论的是科学，先把社会的因素放一放。乙肝是受害者，也可能就是不正确认识的受害者。要拍，得找对目标。乙肝不可怕，重要的是知道其感染途径。打疫苗，看牙要求一次性用品，少输血或只输干净血，分餐。若能做到，得肝炎的可能性真比撞火车的几率还小。 　　附录，　　文献一乙型肝炎病毒传播与感染途径的研究分析　　《中华实用医药杂志》 2004 年 9 月 第 4 卷 第 17 期 　　选择集体体检和日常就诊的人群为研究对象，分3 组: ①低频率外界接触组，与家庭以外人员聚餐活动≤12 次/ 年，115人，来自学校新生 ; ②较高频率外 界接触组，与家庭以外人员聚餐活动≥22 次/年， 115人; ③ 高频率外界接触组，与家庭以外人员聚餐活动>50次 /年，115 人。各组对象均否认有使用过血液或血液制品、共用或重复使用的注射及穿刺用具、母亲有HBV 标志物阳性史等资料。　　看不到表格，这是文字说明： 结果①HBV 标志物阳性率在不同年龄组、不同职业组、性行为模式组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不计静脉吸毒者），其中尤以性交易者、性病患者、多性伴侣者等人群HBV标志物阳性率显著高于一般人群（P<0.05> 　　起止页码：357-359 页　　文　摘: 　　探讨 HBV感染家庭聚集性影响因素。方法 对174 例乙肝患者家庭成员HBV感染状况进行了调查分析。采用 ELISA法检测了 174 例乙肝患者和381 例家庭成员HBV 感染血清学五项指标；PCR法检测了 174乙肝患者血清HBV DNA 。结果HBV DNA 阳性患者配偶及子女 HBV感染率分别为 74.1% （其中单项抗HBs 阳性45.5% ）和 42.2% ，显著高于阴性组33.9% （单项抗 HBs阳性 25.8% ）和13.9% （P<>"15">"145"> 其它模式。母亲为患者，其子女HBV 感染率 48.8%，明显高于父亲为患者其子女的感染率 20.7% （P<0.01 ），特别是 "135"模式 HBV DNA 阳性的母亲，其子女HBV 感染率达 70%，结论 血清HBV DNA 阳性和"135" 模式是 HBV 感染家庭聚集性的重要危险因素；母亲与子女间的HBV 传播大于父亲与子女间的传播，但父婴传播也应采取相应的阻断措施。

由《破解爪哇怪病之谜》想到的

　　　文／刘夙　　方舟子的《破解爪哇怪病之谜》(XYS20070326)，写得非常之好，那种以生动的叙事、严谨的推断对妄人妄说进行不留情面的批判，实在是酣畅淋漓。而我也从这篇文章，联想到了其他一些事情。　　《破》文中有一句话：“患脚气病的一般是食物匮乏、除了白米没什么可吃的穷人。”这马上就让我联想到了“金大米”。方舟子在另一篇《为什么说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XYS20050104)中介绍“金大米”是由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研发的一种转基因作物，是由普通水稻转入四种外源基因所得，一种可以提高金大米中维生素A前体胡萝卜素的含量，“以减少在亚洲人当中普遍存在的维生素A缺乏症”，另三种则通过破坏大米中所含的阻碍铁吸收的肌醇六磷酸等方式，以避免以大米为主食的穷人因患铁缺乏症而导致贫血。不幸的是，这样一种大有益于亚洲人民健康的作物，却因为某些国家、某些环保组织对转基因作物的污蔑和抵制，而迟迟不能推广。　　正巧，最近在新浪网上看到一则转自中新网的新闻《联合国称朝鲜首次承认缺粮百万吨》（http://news.sina.com.cn/w/2007-03-27/085912623113.shtml）。有人如此评论道：　　“也就是20亿斤粮食，朝鲜2200万人口，平均每人差100斤粮食，你相信吗？我有100斤粮食可以吃半年了，如果每人差100斤，不是到处是饿死的人？消息明显是造谣。”　　他的这番议论很快就遭到多人的反驳，比如有人说：“没有任何副食的情况下，100斤粮你吃半年？我敢打赌，半年后你不死也差不多了。”可谓一针见血。　　所以我素来瞧不起生来养尊处优、根本不知道穷人怎么过日子就敢胡说八道的人。某些西方人是这种人，极端环保分子多是这种人，国内有的生态学者也是这种人。虽然，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这种弱智居多的社会正是一个人人衣食无忧的社会，而建设这种社会又是我们所追求和努力的，所以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弱智越来越多，但是只要中国还有一个地区没有脱贫，我呼吁，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就应该一天不结束对弱智的批判。

当负伤退下来以后

2007-04-04中国青年报本报记者 蒋韡薇 “这一篇文章，是我老老实实的自述，请一位曾直接和我见过几面的人笔记出来的。我自己不会写字，写出来，就是蚂蚁也看不见。”说这话的，是学名为“细菌”的家伙，有人偏给它起了个昵称——“菌儿”。而那个“笔记”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高士其。 《菌儿自传》是高士其1936年至1937年间为《中学生》杂志写的连载，用拟人化手法，以第一人称从“我的名称”、“我的籍贯”、“我的家庭生活”说起，直到“吃血的经验”、“肠腔里的会议”，“经济关系”等，把“菌儿”的曲折经历道了个水落石出。 尽管这是一部70年前的作品，却一再再版，手头的这本就是2003年6月版的，前言里有“通过SARS的流行，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全民族都应该沐浴在科学的阳光下”。 1926年，高士其的姐姐在一场瘟疫中死去。身在美国留学的高士其听到消息，放弃了化学专业，转攻细菌学、公共卫生学这一冷门。 23岁那年，高士其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实验室做实验时，一个装有脑炎病毒的瓶子突然破裂，病毒顺着他的左耳进入小脑，破坏了小脑的中枢运动神经。但他还是坚持读完全部博士课程，并加入了美国公共卫生学会和美国化学会。 “我虽然没有上过战场／但我的生命正在另外一种的战场上／进行着剧烈的战斗／是人类和细菌的战斗／我的战场是实验室／我的武器是显微镜／我担任着侦察细菌行动的工作／收集了各方面关于细菌的情报／我遭了细菌的暗算／负伤退了下来” “负伤退了下来”的高士其回国后，在上海的小亭子间里，开始了他为人乐道的科普写作。 “我是菌族里最小最小、最轻最轻的一种。小得使你们肉眼看得见灰尘的纷飞，看不见我们也夹在里面飘游。轻得我们好几十万挂在苍蝇脚下，它也不觉得重。真的，我比苍蝇的眼睛还小一千倍，比顶小的一粒灰尘还轻一百倍哩。” 高士其的书，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是科普写作的典范。其原则不外乎三条：第一是真，第二是语言优美，第三是深入浅出。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说，他就是读了高士其的作品，才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选择了生物学研究。 冰心女士有一次发烧住院，医生验血之后说白血球增多。她不明白“白血球增多”是什么意思，大夫向她讲了一通理论，她听不懂。正巧高士其来了，他打了个比方说，白血球就是人体内的“警察”。发烧了，表明敌人入侵，“警察”当然就增多！冰心一听，一下子就明白了。 前不久，一部在网络上成名的“科普书”引发了对科普写作的再次关注。这本《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公开宣称不强调普及具体的科学知识，而旨在传播科学“趣味”。写作大量掺杂了小说化的情节，加入了很多作者想象的细节和设想的场景。比如描写牛顿推了一下眼镜，说“真相只有一个”。这场景熟悉吗？分明是来自动画片《名侦探柯南》嘛！但这种写法引发了网友的阅读热情，许多人打电话到网站去，催问何时能够出书。 有记者访问了中国科普作协翻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卞毓麟，他认为，如果虚拟的东西太多，就变成了科学小说，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科普。科学上的准确性在任何科普作品中都要讲究， “科学的灵魂还是‘真’，即使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把‘真’丢掉了，这样的科普也是不成功的”。 在高士其瘫痪的60年间，即使在住院时，他也未放弃过科普写作。他总是伸出左手去进行静脉点滴，当左手的血管已经不能再扎进针时，他就让医生在他的肩膀或大腿上进针点滴，目的就是为了能腾出右手，自如地写作。 《菌儿自传》写作已过去了70年，国内能够与高士其比肩的科普作者仍然屈指可数。国内一本知名科学杂志的编辑私下透露，因为难以找到合适的科普文章作者，他们只好向海外购买版权，并且采用“图说”的形式，试图挽回一些市场份额，但收效甚微。 《菌儿自传》高士其著北京出版社出版

假保健品泛滥的症结

　　dku　　对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而言，方舟子这个名字一点意义也没有，公信力还比不上喜欢忽悠人的政府和传媒。我的一个同学向他的父母推荐方舟子的书，结果他的父母到书店翻了一下，给他的答复竟然是——“不要相信这个人”，然后继续吃那些“保健品”。我自己的家人对方舟子也是半信半疑，尤其在中药的问题上，他们真诚的相信，中药的毒性，尤其是方舟子所说的重金属，是由于药材的生长环境造成的，这种认识多半来自政府对鱼腥草事件的处理的宣传上。最令人悲哀的是，这里的新华书店，卖的最好的是林光常和于丹的书，而这两位都是媒体的红人。　　看来在假保健品这个问题上，只有政府的严厉惩处和传媒机构的宣传才能真正对老百姓起到作用。然而政府和传媒在这个问题上从来都是放马后炮，和假保健品的获利相比，最后的惩处全都不痛不痒，从来都不触及问题根本原因。我想这可能才是假保健品泛滥的症结。

吓唬人的东西，怕它作甚？

Donald明天就是"3.15"了.昨天跟几个从北京过来的朋友碰面,他们和我一样,因为被联通,移动欺负,奋而起诉,搞了个万人团诉.我们商议在西安起诉联通,移动.今天收信,发现,有人要告我了!肖传国教授要告我了.说多了没用,我也是打过官司的人,我也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吓唬谁呀?我的信息已经发给方先生的律师,请陕西某律师事务所将律师函发给方先生的律师,本人一定可以收到.能怎么样?"由于部分在公开信上签名的人员无地址、无单位、属于无法联系者。经讨论，将在一定时间内，首先在网络公布这些人员名单，名单公布后如仍然无人确认，此部分无地址，无单位人员将不在发函范围。"无单位? 你管单位干吗? 要通过单位施压吗? 签名是个人行为,个人负责.无地址? 有了地址,方便你们来找每个人算账?我的建议是:1 各位,不要怕官司,那没什么,虽然官司之外的东西太恶心人了.2 各位如果想玩一玩,看看官司怎么打的,那就把自己的地址发给方先生的律师,由方先生的律师再转寄,咱家信不过那帮人.(本人愿意为500多封信出邮寄费用,请方先生的律师放心).3 他们玩的什么嘛? 心理战术? 纯粹是纸老虎.说一句粗鲁的话,借用老罗的:SB.

我接触到的彭桓武先生

　　涂展春　　2007年元月2日彭先生来参加我在理论物理所的报告会，真没有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了我们之间的永别。2月28日先生走了，走得如此突然，如此简单。我再也没有办法兑现8月底归国拜望他的承诺了。唯以此文表达我的沉痛哀悼和深深歉意。　　我是2002年6月第一次见到先生，年底便作为他的学术秘书，因此有机会经常拜访先生。先生一向是个低调的人，讨厌媒体的浮夸，因此年轻人中知道的并不多。在此，我将所接触到的一些有关先生的事情真实记叙出来，希望对年轻人有所启发，也希望他的精神能够被传承下去。　　探索：永无止境　　先生近年在《理论物理通讯》上发了两篇关于狄拉克大数假设和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统一的学术论文[1，2]，九十高龄仍然在做研究，探讨物理的基本问题！常人似乎很难想象他的动机，先生自己说他是在还债。先生当年在清华作周培源先生的硕士生，研究工作与广义相对论有关。后来周培源先生出国访问，不久先生也赴英国师从玻恩作博士论文，这样他就欠了周先生的论文债。先生对此铭记于心，多年之后，仍在导师最初指给自己的方向上探索不息。　　我还知道先生尚欠玻恩的论文债。先生博士期间做的论文是关于金属钠的弹性模量的计算[3]。从量子力学出发，最后归结为解本征值问题。由于没有考虑电子的关联能，得到的本征值是虚数，这是物理上不容许的。也就是说关联能是不能忽略的。上个世纪由于密度泛函理论的发展，多体体系的基态问题的实质已经变成怎样确定电子的关联能了。目前甚至相互作用的均匀电子气的关联能都没有很好地解决。2001年时，先生曾经试图啃这个硬骨头，最后解决不了发散问题而暂时搁置。发散也是量子场论的基本问题，到现在仍然没有很好的解决。先生认为，如果仅用幺正变换将哈密顿量对角化，原则上不会出现发散。现在所谓的发散问题可能是数学处理上有瑕疵，譬如用微扰论时采用的微扰波函数超出了原有哈密顿量容许的希尔伯特空间。先生认为Hellinger所提出的eigendifferetial的思想[4]可能会为解决量子场论发散问题提供合理的数学基础。　　北京大学出版社曾经为先生出版过诗文集，主标题是“物理天工总是鲜”[5]。从中可以看到，先生对整个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总是保持一颗开放的心，年轻的心。自然，他会对物理学中未解决的基本问题感到揪心。只要这些问题没有解决，探索当永无止境。　　为人：自知之明　　先生有很多事情是常人难以理解的：得了何梁何丽奖金100万港币，却把它以某种名义分给了原先一同参与原子弹研究但是国家至今没有照顾到的同事；年高90思路十分清晰，但是他70岁后不再在项目评审中发言；曾经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自觉不能提案，自动请辞……　　对这些事情，他自己的解释是：“医生限制我每天的蛋白质摄入量为一个鸡蛋的当量，钱对于我来说有什么用呢；70岁以后我就不在一线工作，不能保证我是站在最前沿的；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我没提一个案，没发一次言，根本不懂提案，也不会发言，我就自己给自己革职了”。先生如此有自知之明，当代有几人与？　　他身为中科院院士，但他的简历[5]里面只有在各个大学授课和研究所研究的记录。有人说他淡泊名利。依我看那还只是停留在上坐神秀“有”的境界，而先生完全进入了火夫惠能“无”的境界。他心中根本没有名利，只有作为一个科学家对真理的追求和作为一个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道。他的为人之道与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同等的简单和实在。这应该是科学家的最高境界了。　　研究：分而制之　　先生曾经专门向薛定谔请教怎样才能做好研究，薛定谔的回答是“分而制之”。也就是将大问题分成小问题去做，难点便分散了。先生也多次跟我说作研究就像是打仗，基本上很难直接穿越障碍，总是一条路一条路地试探，然后迂回曲折地绕过障碍。先生说薛定谔建立波动方程的过程就是这样的：德拜在看到德布罗意的关于物质波的文章后建议薛定谔去弄清楚德布罗意的一系列文章，并特别指出既然是波，就必然应该存在一个波动的方程，让他去凑一个出来，薛定谔最初也得到和德布罗意一样的相对论协变的波动方程，但是这个方程得到的氢原子能级与玻尔的理论不符。此次失败之后，他退回来作非相对论近似，却得到与实验一致的薛定谔方程，开创了波动力学。虽然这实际上并不完全是对的——事后才知道最初协变的方程之所以错了是由于没有考虑自旋，而为了保持相对论协变的项恰好和这一项抵消了，所以非相对论性方程反而是符合实验结果的。“前方是绝路，希望在拐角”——这句话用在科学研究中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先生研究狄拉克大数假设和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统一理论的过程，就体现了这一思想。有一段时间，我每次去先生家，他都要跟我讲他的研究进展。狄拉克大数假设中引力常数和质量都随宇宙年龄而改变[6]，先生开始时忽略了质量改变，只是将引力常数改变作为标量场写到作用量里面，这样得到的一组方程不能通过广义相对论的几个检测实验。后来先生又退回到出发点，改了几个版本，仍旧不成功。有一次，我跟先生说：“引力常数随时间改变的效应是很小的，那么在时间尺度相对于宇宙年龄特别小的情况下，你的结果要回到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场方程，原则上不会通不过广义相对论的几个检测实验。”他说应该是这样的，但是还没找到问题所在。过了几个星期，先生告诉我先前他没有对大数假设中质量随宇宙年龄而改变引起足够的重视，后来他从引力常数和质量都宇宙年龄而改变的假定中导出了一个守恒量，然后考虑到这个守恒量构造作用量，最后得到的变分方程在时间尺度远小于宇宙年龄时退化到爱因斯坦的引力场方程，自然能够通过广义相对论的检测实验。一个副产品是，他的场方程中自然地出现与宇宙年龄平方反比的宇宙“常数”项，只不过是一个张量。　　晚辈：后来居上　　先生在总结自己的经验时，提到16个字“主动继承、放开拓创、实事求是、后来居上”。后来我问他：“其他的好理解，不过我有个感觉，物理学科的高速发展时期已经过去了，物理界的人才似乎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要后来居上可能性比较小。”当时他只跟我说：“你首先要超越自己的老师”。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不知什么原因他又想起了我问他的这件事。他说：“后来居上并不是不可能，你看我的学生辈的余敏和黄祖洽都超过我了。”现在我也许明白他的意思了。是说学生首先要能熟悉自己老师或者更广义的说是前人的重要成果，然后能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有所作为。而并不是说年轻人就要比爱因斯坦聪明，做更大的贡献。此后，我经常问自己，我是否能够重复我的老师的重要工作，我是否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　　参考文献　　[1] H.W. Peng, An unification of 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 with Dirac's large number hypothesis. Communications in Theoretical Physics 42, 703-706 (2004)　　[2] H.W. Peng, A theory of evolving natural constants embracing Einstein's theory of general relativity and Dirac's large number hypothesis. Communications in Theoretical Physics 43, 81-88 (2005)　　[3] K. Fuchs and H. W. Peng, Crystal Theory of Metals: Calculation of the Elastic Constant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A, Mathematical and Physical Sciences 180, 451-476 (1942)　　[4] Von H. E. Hellinger: Neue begründung der theorie quadratischer formen von unendlichvielen ver?nderlichen, Journal für Mathematik 136, 210-271 (1936)　　[5] 彭桓武, 物理天工总是鲜——彭桓武诗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6] P. A. M. Dirac, Directions in physics (Jone Wiley and Sons, New York, 1978)

——《中国早期电影发展回顾》一文的抄袭与剽窃

　新语丝网：　　我是内蒙古高校的一名教师，去年给《当代电影》社长主编张建勇同志寄去一篇揭露电影学博士抄袭剽窃的文章，但是，文章发去数月，始终没有收到〈当代电影〉的回复或电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忙。我现在把这篇文章和当时给张主编的信给你们发过去，希望它能够出现在网上，让更多的人看到，我只是想提醒攻读学位的年青人，做学问写文章要诚实。　　呼和浩特　　唐英莲　　2007-3-1　　《当代电影》编辑部　　社长主编张建勇同志：　　我是内蒙古高校的一名教师，看到贵刊在今年第六期上发表的关于学术规范和职业道德的文章，深有感触。作为国内电影研究的最高级的刊物，《当代电影》能够主动地站出来清理学术环境，我是十分敬佩的。　　因为我的工作与大众传播有关，所以看到的有关电影电视的文献资料较多，去年我偶然发现一个抄袭事件。即《中国早期电影发展回顾》一文抄袭《中国电影史》。在贵刊的感召之下，我写了一篇三千多字的小文，寄给贵刊，无论采用与否，都请给我一个回复。　　此致　　敬礼　　唐英莲　　2006-年12月18日　　博士抄袭，博导失察　　　唐英莲　　《中国早期电影发展回顾》一文登载于《中国电影百年特刊》（中国电影年鉴社，2005年）作者是四个人：陈明、边静、黎煜、郦苏元。在这篇文章的后面有一个说明：“本文第一部分（1895—1921）由陈明执笔，第二部分（1922—1929）由边静执笔，第三部分（1930—1937）由黎煜执笔。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博士生导师郦苏元指导。”这个说明告诉人们，这四名撰稿人是博士，他们的指导教师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教授。　　令人遗憾的是，此文由边静执笔的第二部分，其中有的内容抄袭了陆弘石、舒晓鸣著的《中国电影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出版）。下面将这两部著作的有关文字摘录如下，为了简明起见，《中国早期电影发展回顾》一文，简称《回顾》，《中国电影史》，简称《电影史》。为了醒目起见，笔者将抄袭部分用黑体字表示。在必要的时候，笔者在将上述两部著作对比之后，会加上几句说明。　　一、《电影史》第15页：这样，在不同的制片方针统领下，各公司聚合了一批艺术志愿大致相近的创作人员，与此同时，也便出现了“海上各影片公司莫不各有其个性和特别之作风”的动人景观。　　《回顾》（特刊第152页）：在不同的制片方针统领下，各公司聚集了一批艺术志趣大致相近的创作人员，呈现出“海上各影片公司莫不各有其人性和特别之作风”的绚丽景象。　　二、《电影史》第15页：明星影片公司群体是这个时期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群。这个群体的主要成员张石川、郑正秋、洪深和包天笑，是当时最负盛世名的电影编、导人员。……总起来说，“明星”群体所遵循的是一种由《孤儿救祖记》确立的商业娱乐价值和社会教育价值并重的创作方向，代表作品有《玉梨魂》、《最后之良心》、《空谷兰》等。明星群体在本阶段实践了一种通俗社会片的创作模式。这种创作模式，以剧作取材上大多以家庭伦理故事为内容，在价值判断上以富于社会责任感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和同情弱者的人道主义为取向，在技巧运用上则以传统叙事文艺的传奇方法和平俗晓畅为依据。　　《回顾》（特刊152—153页）：明星公司本阶段走得是通俗社会片的模式。明星的主创人员有郑正秋、张石川、洪深和包天笑，是当时最负盛世名的电影编导人员。创作方向基本是《孤儿救祖记》确立的商业娱乐价值和社会教育价值并重，代表作品还有《玉梨魂》、《最后之良心》、《空谷兰》等。这一模式大多以家庭伦理故事为内容，价值判断上以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和人道主义为取向，运用传统叙事艺术的传奇方法，迎合广大观众的审美心理。　　说明：这一段主要抄袭的是观点，一是明星的创作方向，二是明星的创作模式（剧作内容和技巧运用）。抄袭者一是把《电影史》中那一句话的宾语变成自己文章中的主语，比如，《电影史》的主、谓、宾是这样的：“‘明星’群体所遵循的是……的创作方向。”而《回顾》则把人家的宾语改成了主语，把主语省略掉，于是就成了这种样子：“创作方向基本是《孤儿救祖记》确立的商业娱乐价值和社会教育价值并重”。二是去掉《电影史》中的某些定语。如这一段中的“以富于社会责任感的”、“同情弱者的”等形容词组被去掉了。　　三、《电影史》第16页：与“明星”群体相比，长城画片公司一群人的创作指向带有更加鲜明的社会政治批判色彩……　　《回顾》（特刊153页）：与明星群体相比，长城画片公司的创作具有更加鲜明的社会政治批判色彩……　　说明：这一句话几乎是照搬，不同的是《回顾》去掉了“一群人”、“指向”这两个词，又把“带有”改成了“具有”。　　四、《电影史》第17页：在偏爱电影的艺术审美价值方面，“上海”群体比“神州派”走得更远一些。……该公司曾有“家庭公司”之称，其主要创作人员多系但杜宇的家族成员……这样，他的作品常常具有一种追求意念性和形式感的唯美倾向。　　《回顾》（特刊153页）：在偏爱艺术审美价值方面，但杜宇的上海影戏公司走得更远，“上海影戏”基本是家庭公司，主创人员多是但杜宇的家庭成员。……其作品具有一种追求意念性和形式感的惟美倾向。　　五、《电影史》第17页：这种主导倾向曾被时人概括为“欧化”，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某些西方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认同；二是造型设计上（包括字幕衬画）的中西风格搀杂。　　《回顾》（特刊153页）：其“欧化”表现在对某些西方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认同，以及在造型设计上（包括字幕衬画）的中西风格掺杂。　　六、《电影史》第24--25页：各制片公司彼此间由求异性的艺术竞争而走向趋同性的商业竞争，有着包括社会动荡加剧等在内的多种原因。但这之中市场情形的变化，无疑起着相当的决定作用。这种变化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就国内市场而论，观众对国产片开始学会了选择，往日的那种只要有新片就欲先睹为快的热情明显减退，因而赚钱已不再轻而易举；与此同时，影院方也越来越多地由原来的票款平分而要求制片方以底价包租，实际上把风险推向制片方独家承担。其二，随着国产片在南洋打开销路，一方面南洋市场的份额开始加大，另一方面当地观众的观影趣味也在发生着变化。国产片在南洋的主要观众是华侨劳工，他们对国产片的最初热情首先是建立在对祖国的思念之情上的，而一旦这种“故国情思”得到满足之后，他们对影片的纯娱乐要求便变得高于一切。……　　《回顾》（特刊155页）：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经历了第一次激烈的商业竞争，由前一段求异性的艺术探索转入趋同性的商业竞争，掀起了拍摄古装片、武侠片、神怪片的竞争浪潮。这种局面的出现更多来自市场的推动。一是国内市场，观众对国片的兴趣发生变化，不再是有片变先睹为快，学会了选择。对前期创作的社会伦理片、爱情片产生疲倦心理。同时，影院方开始由原来的票款平分转而要求制片方以低价包租，把营业风险推给制片方。二是作为国产片重要发行市场——南洋市场发生变化。南洋观众从最初“故国情思”的满足转向要求娱乐。　　说明：这一段主要是抄人家的观点。按学术论文的要求，作者应该写出这些观点来自何处。　　七、《电影史》第28--29页：神怪片可以看作是武侠片的一种延伸……它在与“武侠片”有着渊源联系的同时，又有着一些较为明显的不同的创作特征。其一，顾名思义，“神怪片”的表现重心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仗义行侠和武艺较量，而是往往立足武林宗派之间的法术争斗……其二，在视觉形象的设计上，“神怪片”除了“武侠片”所共有的荒山野郊之外，几乎每片必有古刹老庙和“飞剑白光”，并不时穿插裸女怪男的狰狞面目；而驾云腾空、隐遁无迹则更是必不可少的银幕形象构成要素。……“神怪片”在技术上更加注重特技的运用，停机再拍、倒拍、逐格拍摄、多次曝光、模型接顶、卡通（或真人与动画结合）、叠印等多种“幻摄法”以及机关布景等美工技巧，被大量地使用于影片的前期和后期制作过程中。　　《回顾》（特刊156--157页）：这一阶段武侠神怪片的内容基本是行侠仗义、武艺较量和门派斗争。在视觉形象设计中，总有荒郊野外、古刹老庙、裸女怪男，而腾云驾雾、飞剑白光、隐迹遁形是武林高手们的必备绝技。影片运用大量特技，如停机再拍、倒拍、逐格拍摄、多次曝光、模型接顶、卡通等，营造神怪气氛。　　总而言之，《回顾》一文抄袭的部分，集中的“百年特刊“的第152到153页，虽然它在全文中只占很少一部分，但这样做也是不光彩的，也是违反学术规范的。《当代电影》在“学术动态”的“编者按”中说：我国每年毕业的电影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达数百人之多，“与之相应的，是电影学专著和论文等成果的急剧增长，单就数量而言，这几年电影研究的学术成果完全可以用‘空前繁荣’来形容……然而，在这繁荣景象的背后，我们却不得不一种令人担忧和警惕的现象和趋向，这就是抄袭剽窃等丑恶行径的日益猖獗，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个“编者按”写得深刻有力。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近年来我国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的问题------学生为了毕业，为了完成论文而抄袭，而指导教师对这种行为或者是浑然不知，或者是睁眼闭眼。学生混文凭混学位，导师混职称混名利。这样下去，我国的高等教育将为世界所不齿。　　在第四次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培养杰出人才、大师级人才的问题-----“学生在增多，学校的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温总理还提出：“要总结前一阶段甚至更长时间内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立足国情，借鉴国外经验，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什么是我国前一段时间高等教育的教训呢？我认为，学术界无视学术规范，教育界忽视职业道德是最大的教训。(XYS20070301)

——《中国早期电影发展回顾》一文的抄袭与剽窃

　新语丝网：　　我是内蒙古高校的一名教师，去年给《当代电影》社长主编张建勇同志寄去一篇揭露电影学博士抄袭剽窃的文章，但是，文章发去数月，始终没有收到〈当代电影〉的回复或电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忙。我现在把这篇文章和当时给张主编的信给你们发过去，希望它能够出现在网上，让更多的人看到，我只是想提醒攻读学位的年青人，做学问写文章要诚实。　　呼和浩特　　唐英莲　　2007-3-1　　《当代电影》编辑部　　社长主编张建勇同志：　　我是内蒙古高校的一名教师，看到贵刊在今年第六期上发表的关于学术规范和职业道德的文章，深有感触。作为国内电影研究的最高级的刊物，《当代电影》能够主动地站出来清理学术环境，我是十分敬佩的。　　因为我的工作与大众传播有关，所以看到的有关电影电视的文献资料较多，去年我偶然发现一个抄袭事件。即《中国早期电影发展回顾》一文抄袭《中国电影史》。在贵刊的感召之下，我写了一篇三千多字的小文，寄给贵刊，无论采用与否，都请给我一个回复。　　此致　　敬礼　　唐英莲　　2006-年12月18日　　博士抄袭，博导失察　　　唐英莲　　《中国早期电影发展回顾》一文登载于《中国电影百年特刊》（中国电影年鉴社，2005年）作者是四个人：陈明、边静、黎煜、郦苏元。在这篇文章的后面有一个说明：“本文第一部分（1895—1921）由陈明执笔，第二部分（1922—1929）由边静执笔，第三部分（1930—1937）由黎煜执笔。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博士生导师郦苏元指导。”这个说明告诉人们，这四名撰稿人是博士，他们的指导教师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教授。　　令人遗憾的是，此文由边静执笔的第二部分，其中有的内容抄袭了陆弘石、舒晓鸣著的《中国电影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出版）。下面将这两部著作的有关文字摘录如下，为了简明起见，《中国早期电影发展回顾》一文，简称《回顾》，《中国电影史》，简称《电影史》。为了醒目起见，笔者将抄袭部分用黑体字表示。在必要的时候，笔者在将上述两部著作对比之后，会加上几句说明。　　一、《电影史》第15页：这样，在不同的制片方针统领下，各公司聚合了一批艺术志愿大致相近的创作人员，与此同时，也便出现了“海上各影片公司莫不各有其个性和特别之作风”的动人景观。　　《回顾》（特刊第152页）：在不同的制片方针统领下，各公司聚集了一批艺术志趣大致相近的创作人员，呈现出“海上各影片公司莫不各有其人性和特别之作风”的绚丽景象。　　二、《电影史》第15页：明星影片公司群体是这个时期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群。这个群体的主要成员张石川、郑正秋、洪深和包天笑，是当时最负盛世名的电影编、导人员。……总起来说，“明星”群体所遵循的是一种由《孤儿救祖记》确立的商业娱乐价值和社会教育价值并重的创作方向，代表作品有《玉梨魂》、《最后之良心》、《空谷兰》等。明星群体在本阶段实践了一种通俗社会片的创作模式。这种创作模式，以剧作取材上大多以家庭伦理故事为内容，在价值判断上以富于社会责任感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和同情弱者的人道主义为取向，在技巧运用上则以传统叙事文艺的传奇方法和平俗晓畅为依据。　　《回顾》（特刊152—153页）：明星公司本阶段走得是通俗社会片的模式。明星的主创人员有郑正秋、张石川、洪深和包天笑，是当时最负盛世名的电影编导人员。创作方向基本是《孤儿救祖记》确立的商业娱乐价值和社会教育价值并重，代表作品还有《玉梨魂》、《最后之良心》、《空谷兰》等。这一模式大多以家庭伦理故事为内容，价值判断上以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和人道主义为取向，运用传统叙事艺术的传奇方法，迎合广大观众的审美心理。　　说明：这一段主要抄袭的是观点，一是明星的创作方向，二是明星的创作模式（剧作内容和技巧运用）。抄袭者一是把《电影史》中那一句话的宾语变成自己文章中的主语，比如，《电影史》的主、谓、宾是这样的：“‘明星’群体所遵循的是……的创作方向。”而《回顾》则把人家的宾语改成了主语，把主语省略掉，于是就成了这种样子：“创作方向基本是《孤儿救祖记》确立的商业娱乐价值和社会教育价值并重”。二是去掉《电影史》中的某些定语。如这一段中的“以富于社会责任感的”、“同情弱者的”等形容词组被去掉了。　　三、《电影史》第16页：与“明星”群体相比，长城画片公司一群人的创作指向带有更加鲜明的社会政治批判色彩……　　《回顾》（特刊153页）：与明星群体相比，长城画片公司的创作具有更加鲜明的社会政治批判色彩……　　说明：这一句话几乎是照搬，不同的是《回顾》去掉了“一群人”、“指向”这两个词，又把“带有”改成了“具有”。　　四、《电影史》第17页：在偏爱电影的艺术审美价值方面，“上海”群体比“神州派”走得更远一些。……该公司曾有“家庭公司”之称，其主要创作人员多系但杜宇的家族成员……这样，他的作品常常具有一种追求意念性和形式感的唯美倾向。　　《回顾》（特刊153页）：在偏爱艺术审美价值方面，但杜宇的上海影戏公司走得更远，“上海影戏”基本是家庭公司，主创人员多是但杜宇的家庭成员。……其作品具有一种追求意念性和形式感的惟美倾向。　　五、《电影史》第17页：这种主导倾向曾被时人概括为“欧化”，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某些西方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认同；二是造型设计上（包括字幕衬画）的中西风格搀杂。　　《回顾》（特刊153页）：其“欧化”表现在对某些西方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认同，以及在造型设计上（包括字幕衬画）的中西风格掺杂。　　六、《电影史》第24--25页：各制片公司彼此间由求异性的艺术竞争而走向趋同性的商业竞争，有着包括社会动荡加剧等在内的多种原因。但这之中市场情形的变化，无疑起着相当的决定作用。这种变化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就国内市场而论，观众对国产片开始学会了选择，往日的那种只要有新片就欲先睹为快的热情明显减退，因而赚钱已不再轻而易举；与此同时，影院方也越来越多地由原来的票款平分而要求制片方以底价包租，实际上把风险推向制片方独家承担。其二，随着国产片在南洋打开销路，一方面南洋市场的份额开始加大，另一方面当地观众的观影趣味也在发生着变化。国产片在南洋的主要观众是华侨劳工，他们对国产片的最初热情首先是建立在对祖国的思念之情上的，而一旦这种“故国情思”得到满足之后，他们对影片的纯娱乐要求便变得高于一切。……　　《回顾》（特刊155页）：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经历了第一次激烈的商业竞争，由前一段求异性的艺术探索转入趋同性的商业竞争，掀起了拍摄古装片、武侠片、神怪片的竞争浪潮。这种局面的出现更多来自市场的推动。一是国内市场，观众对国片的兴趣发生变化，不再是有片变先睹为快，学会了选择。对前期创作的社会伦理片、爱情片产生疲倦心理。同时，影院方开始由原来的票款平分转而要求制片方以低价包租，把营业风险推给制片方。二是作为国产片重要发行市场——南洋市场发生变化。南洋观众从最初“故国情思”的满足转向要求娱乐。　　说明：这一段主要是抄人家的观点。按学术论文的要求，作者应该写出这些观点来自何处。　　七、《电影史》第28--29页：神怪片可以看作是武侠片的一种延伸……它在与“武侠片”有着渊源联系的同时，又有着一些较为明显的不同的创作特征。其一，顾名思义，“神怪片”的表现重心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仗义行侠和武艺较量，而是往往立足武林宗派之间的法术争斗……其二，在视觉形象的设计上，“神怪片”除了“武侠片”所共有的荒山野郊之外，几乎每片必有古刹老庙和“飞剑白光”，并不时穿插裸女怪男的狰狞面目；而驾云腾空、隐遁无迹则更是必不可少的银幕形象构成要素。……“神怪片”在技术上更加注重特技的运用，停机再拍、倒拍、逐格拍摄、多次曝光、模型接顶、卡通（或真人与动画结合）、叠印等多种“幻摄法”以及机关布景等美工技巧，被大量地使用于影片的前期和后期制作过程中。　　《回顾》（特刊156--157页）：这一阶段武侠神怪片的内容基本是行侠仗义、武艺较量和门派斗争。在视觉形象设计中，总有荒郊野外、古刹老庙、裸女怪男，而腾云驾雾、飞剑白光、隐迹遁形是武林高手们的必备绝技。影片运用大量特技，如停机再拍、倒拍、逐格拍摄、多次曝光、模型接顶、卡通等，营造神怪气氛。　　总而言之，《回顾》一文抄袭的部分，集中的“百年特刊“的第152到153页，虽然它在全文中只占很少一部分，但这样做也是不光彩的，也是违反学术规范的。《当代电影》在“学术动态”的“编者按”中说：我国每年毕业的电影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达数百人之多，“与之相应的，是电影学专著和论文等成果的急剧增长，单就数量而言，这几年电影研究的学术成果完全可以用‘空前繁荣’来形容……然而，在这繁荣景象的背后，我们却不得不一种令人担忧和警惕的现象和趋向，这就是抄袭剽窃等丑恶行径的日益猖獗，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个“编者按”写得深刻有力。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近年来我国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的问题------学生为了毕业，为了完成论文而抄袭，而指导教师对这种行为或者是浑然不知，或者是睁眼闭眼。学生混文凭混学位，导师混职称混名利。这样下去，我国的高等教育将为世界所不齿。　　在第四次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培养杰出人才、大师级人才的问题-----“学生在增多，学校的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温总理还提出：“要总结前一阶段甚至更长时间内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立足国情，借鉴国外经验，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什么是我国前一段时间高等教育的教训呢？我认为，学术界无视学术规范，教育界忽视职业道德是最大的教训。(XYS20070301)

[转贴]上海——女人难嫁的城市

文章提交者：说得滔滔不绝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上海——女人难嫁的城市 其实熟悉上海婚介的人都知道早在五六年前，婚介所里大龄上海女青年的数量已经最起码占总报名人数的七成，现在这个数据已经越来越高。再看看前不久的大型白领男女公园相亲活动，组织者费尽心机说要平衡男女比例，但是结果官方说法是收效甚微，男女比例3：7，其实根据现场的观察，男女比例2：8或许都不止，以至于很多大龄上海女在这样的大型相亲会上待一个小时都不见得能和一个男青年交换资料和联系方式。这样类似的活动已经办过两届，前后相隔一年，但是大龄上海女难嫁的问题丝毫没有改变。 还有一个民间的状况很值得关注，要想搞清楚一个城市的婚恋状况，听听城市里的阿姨妈妈的介绍大军的议论就有点端倪了，好在笔者的亲戚里不少善于此道，她们众口一词的说：现在是上海女孩难找，上海男人吃香的时代。 上海女人难嫁已经是不争的社会现实，甚至是社会问题，以至于像妇联这样的政府机构都要办类似家长相亲会这样的活动解决社会问题，然而上海男人真的吃香吗？根本不是，上海的大龄男青年的数量也不少，但是这些大龄男青年的数量再多，对缓解上海大龄女青年的难嫁问题没有任何帮助。 现在上海就是放着大量的差不多数量的大龄男女青年，就是两者根本无法婚配，这种情况如何发生的呢？现在我给大家算一笔帐。比方说现在一个上海小学有102个男生入学， 100个女生入学，大概符合102：100的男女出生比例。读书读到高考的时候，大概男生剩下70个，女生剩下75个，这是学校的现实，因为女生比男生读书用功，总体高中生数量女生比男生要多，而且越是重点院校的女生比例越高，或者说顶尖的学生女生比例高于男生不少。笔者以前的重点院校男女生比例4：6可能由于女生找工作难，工作的时候性别劣势明显，所以她们努力读书，另外女孩成熟早，懂事早，读书也相对用心。 现在这群学生高考，10个男生12个女生重点院校，25个男生28个女生本科，25 个男生30个女生专科，10个男生和5个女生落榜。现在到了大学毕业，10个重点院校的男生3个出国了，女生只有1个出国。（现在出国深造的男生比例远远超过女生，原因是上海人比较保守，男生闯天下的多，上海女生不太能吃苦，而且文科比例高，一般不适合去海外读书发展，这是客观事实，而且注意，出国的男的都是本来就数量稀少的优秀男人中的精英分子，他们的离开是在婚恋市场对上海女人不小的打击。） 另外7个男生有4个读研究生，女生有6个读研究生。25个普通本科男生读研4个，28个女生读研6个（研究生比例女远比男高是事实）也就是说经过读研出国的再分配，现在的男女生比例如下：原来 102个男生，100个女生。出国：男3女1 研究生：男8女12 重点院校本科：男3女5 普通本科：男21女22 大专：男25女30 其他没出息的：男42女 20 现在问题就来了，上海女孩一般不嫁给外地男人，而单单从学历上说，女的总是希望找学历相对高一点的，现在在上海普通本科的男人就基本没有什么市场。那么从学历的角度，女生欢迎的一般就是：研究生男＋重点院校男＋一部分海龟（3个回来1个）＝12个 而女生（包括大专一些自身条件较好的，比如漂亮的）需要从这部分男人中找对象的人数：12＋5＋22＋10（一部分大专）＝49 就算普通院校本科男生一些家庭条件或者相貌出众的加上：12＋5 ＝17但是外地优秀女生也在和上海女生抢夺这个人群：17－3＝14就算一部分优秀女生外嫁（其实上海高学历外嫁比例不高，因为有点头脑的女生都知道涉外婚姻不可靠，一般外嫁的以学历不高但是漂亮的居多）：49－4＝45现在上海就是这个趋势：上海女孩只要读过大学的，不管长相身高条件等等（45个），一律在那个 14个里面寻找，放着其他的男性不考虑，其他男性往往就是找外地女性或者中专等等婚配。但是这14个比较优秀的往往很抢手，女孩只要上手一晚，没有了这个人群，女孩就只好一年一年的寻寻觅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