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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总监自曝家丑：我是这样剥削毕业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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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04/20 17:05 21世纪人才报?大学周刊
4月初，本报记者接到一个来自成都的电话，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年男子在电话中称，自己在担任单位人力资源总监的4年多时间里通过各种“手段”剥削了手下初入公司的毕业生，为公司“节省”支出上百万，如今，他觉得非常“不安”而又难以自拔。
在答应严格保密对方的姓名、公司名称的条件下，本报记者二天后如约来到成都一家茶馆，对这位神秘人士进行了采访。
本报记者 志弘 成都报道
核心提示：“就业市场的水到底有多深，也许比你想象的还要深”。这是记者在与胡军(化名)交谈之后的感触，用“触目惊心，难以置信”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
老板授意：“节省点工资开支”
“搞得我连觉都睡不着。”胡军靠在椅子上对着记者一脸苦笑，“近段时间，我一直在痛苦中折磨自己，是继续维护老板的利益，充当老板的忠实‘走狗’。还是替员工说话，不再担当损害员工利益的角色。维护前者我将得到更多的好处，钱、及其他；维护后者我的后果将是降职、降薪甚至被辞退。”胡军告诉记者，他从外省来到成都已经七八年了，先后在几个大中型私人企业打过工，凭他的资历、经验和处世能力，很快都得到了老板的赏识和重用，从担任办公室主任、行政人事部长干到总经理助理、人力资源总监。
“戴上人力资源总监帽子的那一天，老板就找了我谈话。”胡军开始回忆起4年前的经历，显得很痛苦。
“当时老板很直接，对我说：‘既然我提拔你做总监，也不把你当外人了。现在公司600多员工一个月的工资开销在120万以上，下个月要还银行贷款，资金很紧张，你动动脑筋、想办法节省点工资开支……”胡军回忆，老板还给了他两个前任人资总监留下的绝招：一是多招毕业生，用完就“开”，二是克扣和少发员工报酬。
在得到老板授意后，胡军开始一步步实施他的计划。
周密计划：暗藏陷阱等你钻
“首先，每年我都会通过招聘会招来大批应届毕业生。因为给他们承诺的待遇不错，这几年招聘都很成功。”胡军说，他深刻理解了老板的意图。
“然后我重新制订了劳动合同。招聘员工本应签订国家统一的劳动合同，但我要的是倾向于企业自身利益的格式合同。我冥思苦想，制定出九大章五十多条，这些条款内容里要求员工(乙方)履行的职责就占80%?90%，而企业(甲方)应履行的职责只是象征性的占10%?20%。主要是一些对员工的强制性条款。”
拿着公司“聘用合同”，胡军向记者逐一解释。“你看第2条，因工作需要员工工作时间灵活延长，但我们根本没提加班费； 第5条，我们规定员工当月工资在次月中旬发放，如果员工离开公司那么就有半个月甚至更多的工资被扣发。而第7条，明显非常吸引大学生的应聘，非常有诱惑力。实际上在合同条款的最后有一句话必不可少，那就是：若员工(乙方)工作中出现失误或差错，公司(甲方)有权无理由辞退。怎么才是失误和差错？无界定的标准，完全由老板说了算，因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当然，我还配合了其他手段，像员工应聘时尽量不提签订劳动合同，能不签则不签；不执行国家周五工作制，每周工作六天等等。关于社会保险能不办则不办，能拖就拖，政府有关部门如果来查问，实在拖不过也只是按企业员工总数的10%?30%办理。其余的可以用签临时合同或兼职合同来应付。”胡军说，即使是这样，来应聘的人员还是源源不绝，而且来了以后无不拼命工作，表现突出，很多人不提、也不敢提加班费和补休，一天工作8个小时以上的非常普遍。”
胡军还告诉记者，曾经有一个毕业生不满规定提出辞职，胡军按老板的意思不但扣发了他半个月工资，而且近千元的预留金也被扣下。因为，人无完人、工作中哪能一点不出差错，老板的借口和理由太多了。这些员工离开公司后，也有少部分到有关部门去投诉，有关部门只是打个电话问问情况，他们自有一套理由应付。
在老板授意下，胡军也不是随意辞退员工，有时也给一些小恩小惠进行“奖励”或“鼓励”。如在员工大会上进行表杨(但无奖金)，偶尔也会拿出百来元钱对个别有“突出贡献”的员工奖励一下，而且会给员工口头承诺年底重奖等等。当然，不能忘记对特殊岗位的员工(技术和管理人才)给一些小恩小惠。但真正到了年底，他就会以种种借口和理由扣罚、少发奖金。
“对部分管理干部来说有些方面就更惨了。当他们工作快到四年时，老板和我商量，无论采取何种方法都要赶紧让他们一个一个离开。就这样很多员工稀里糊涂地离开了公司。辛苦几年，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圆滑应对：对付员工有“手段”
“既然面对这种合同，员工可以提出意见或不干。你是怎么处理这种情况的？”记者对胡军抛出了这样的疑问。
“如今这个社会大家都知道，社会劳动力过剩，老板比我们更清楚‘三条腿的哈蟆难找，两条腿的中国人到处都是’的道理。人才招聘会上，往往都是应聘者人山人海，招聘单位名额却廖廖无几。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比比皆是，而且现在大都不再刻意要求工资、待遇，只求有一份工作就行。” 胡军说，“这样的情况下，随便你乱整。”
“当然。也有不少敢出头的毕业生，我在员工大会上还要给他们进一步进行‘培训教育’。比如我会叫大家好好想一想，现在的社会竞争非常激烈，我们面临的现实是残酷的，今天能有一份工作就已经不错了，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老板，很好地珍惜这份工作。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就得努力找工作。”
胡军笑道：“这只是我对付员工的一个小小的手段而已。只要是企业自己制定劳动合同，小小百姓能翻得起大浪吗？”
据胡军统计，他所经历过的这几家企业，以各种原因离开企业的员工大约有上千人次，但投诉反映的不占10%。主要原因是：一是没有时间，因为这些人还要赶紧抓紧时间找工作；二是拖不起，有关部门三天两头要这个材料、那个证据，至少要跑10次以上；三是没有钱，有的员工工资都没有要回，生活?迫，哪还有钱交这费那费的；四是无可奈何，有关部门接受了申诉久拖不决，却口口声声找借口，不是说人少，就是说忙不过来等等。一个普通老百姓怎么能经得起这样折腾呢？
Wednesday, April 20, 2005
Tuesday, April 19, 2005
难道张在玉的“死而复生”体现了司法公正
被无辜关押11年的佘祥林被宣告无罪了，但这一悲剧投石入湖的震荡，远远没有平息。当事人申请国家赔偿、责任人被追究法律责任，尚都在公众的持续关注中。种种怨怒未消之下，另一方面却居然频频出现奇怪的言论：4月1日湖北高院向该省法院系统发出通知，要求认真总结避免佘祥林被冤杀的经验；最高法副院长万鄂湘日前在就此案答媒体问时又说：“是否司法不公应该从最后纠正的结果看。这个案件从错的又纠成正的，难道不是司法公正的体现吗？”
针对前一番“总结经验说”，本报4月3日曾刊发社论表示“心寒”??明明当是11年铁窗关押了无罪之身的耻辱与教训，明明当是“有罪推定”、“先定后审”等司法恶制值得反思，如何竟能揪住“没冤杀”来当成一份功劳与经验？后一番所谓“纠正的司法公正”，更是激起了极大的民愤，网络上的留言纷纷嘲笑，如果说这也是司法的公正，那“死而复生”的张在玉便算是代表了我们的司法。这样简单的道理，连法律的门外汉也可以一眼看出黑白是非，相信我们的最高法断不会指鹿为马。所以虽然发言者是最高法的副院长，但我们仍然有理由、更有一番善意认定，万副院长的个人见识绝对代表不了最高法在佘祥林冤案上的反思水准。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都不能将佘祥林这一次的沉冤得雪归功于我们的司法公正。正如眼睛雪亮的群众不约而同所指出的，是张在玉的“死而复生”救了佘祥林。而张在玉的重现，是峰回路转的意外，是世事悲婉的偶尔，是老天不忍的凄怆，是这样是那样都可以，但绝不是司法的公正??我们的司法制度并没有主动去为佘祥林寻找张在玉，甚至还将证明张在玉未死的村民倪乐平关押了3个月，将四处寻找张在玉在世证据的佘母关押9个月……所以，既然我们不能亵渎司法之力仅在于偶然的老天发慈悲，那就不能去贪天之功为己有。
所以实事求是地说，佘祥林“这个案件从错的又纠成正的”，体现的反倒正是我们司法公正的欠缺。当年种种证据不足、迹象可疑之下，我们的司法体系不能敦促办案人员去了解事实、追寻真相，相反却纵容“有罪推定”进行严刑逼供，显见司法公正迷失。此后时间推演、事态荒芜，案件的疑谜之处未消而侦查核实的手段进步，我们的司法体系也未见悲天悯人地重新提审案件，又何言纠正的司法公正存在？只有当“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程序公正”等等司法原则落到实处、受到保证，司法体系才算是拥有了自查自纠的公正能力。我们现在的法治建设，固然已经白纸黑字地写明了这些尊重人权的司法原理，但距离真正地落到实处、受到保证尚有距离。而具体到佘祥林的绝处逢生，则显然已经是无罪的如山铁证显现，而并非是因为有某种司法自查自纠机制发力。
“一次错判相当于十次犯罪”，这句司法警句表明，无论怎样的事后纠正，其实都无能弥补回原始的公正。再怎样的“最后纠正的结果”显然都不能弥补一个人被冤杀的不公，而佘祥林虽然幸未屈死，但年富力强之际11年高墙困顿、精神创伤，又岂是一句“你现在无罪了”可以讨回公道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法治之下设有国家赔偿和责任追究，而佘祥林能否申请到合情合理的赔偿金、当年铸就冤案的司法责任人会得到怎样的法律惩处，目前并不知晓。即便从这个角度来讲，论及纠正的司法公正目前已经得到体现，难道不是言之过早吗？遑论还有上述因为替佘祥林作证申冤而遭关押、打击的亲人、村民，与佘祥林冤案原是一体。
古代的皇权社会，雷霆雨露俱是皇恩，杀头诛族，都是要磕头谢恩的，沉冤得雪，更是要从心底称颂皇上圣明、感谢皇恩浩荡。但如今法治至上，民智不塞，自然会明白张在玉的“死而复生”体现不了司法公正。但佘祥林一案无疑蕴含了一个重力促进司法公正的大契机，在这个契机面前，我们首先期待司法系统能够客观认识、勇于承认??就像1986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在对沸沸扬扬长达两年的投毒杀人案审判作出裁决时表达的那样：“对于这一系列的错误裁决，我们表示反对，我们感到羞耻，虽然有些错误在当时似乎无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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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湖北高法及中国最高法，竟然扯出了如此荒唐的逻辑，竟然把由张在玉引出的对错案的纠正，引为是司法公正的的体现。这个逻辑的荒唐，甚至于体现出了某种刻薄的意味：难道在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 已经现身的情况下，你们还有过不纠正错案的打算不成？正是为了体现司法公正，才最终决定了纠正？
正如南方都市报的这篇社论所言，这位最高法副院长的态度，已经可以表明了最高法对此事的态度。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真是不知怎么说了：一个国家的最高法院竟然复出了如此荒唐的结论，试问“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何其遥远！你们的人民，还指望你们带领全国的法院进行司法改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公正啊！
另外，作为一个媒体，《南方都市报》如此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我国最高司法当局的荒唐，其背后的阻力、所受的压力已经可知。当一个中级法院都有生杀与夺之权的今天之中国，我们还得祝愿南方都市报的勇士们一路小心！
让我也代表一次：我们在关注着你们！
针对前一番“总结经验说”，本报4月3日曾刊发社论表示“心寒”??明明当是11年铁窗关押了无罪之身的耻辱与教训，明明当是“有罪推定”、“先定后审”等司法恶制值得反思，如何竟能揪住“没冤杀”来当成一份功劳与经验？后一番所谓“纠正的司法公正”，更是激起了极大的民愤，网络上的留言纷纷嘲笑，如果说这也是司法的公正，那“死而复生”的张在玉便算是代表了我们的司法。这样简单的道理，连法律的门外汉也可以一眼看出黑白是非，相信我们的最高法断不会指鹿为马。所以虽然发言者是最高法的副院长，但我们仍然有理由、更有一番善意认定，万副院长的个人见识绝对代表不了最高法在佘祥林冤案上的反思水准。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都不能将佘祥林这一次的沉冤得雪归功于我们的司法公正。正如眼睛雪亮的群众不约而同所指出的，是张在玉的“死而复生”救了佘祥林。而张在玉的重现，是峰回路转的意外，是世事悲婉的偶尔，是老天不忍的凄怆，是这样是那样都可以，但绝不是司法的公正??我们的司法制度并没有主动去为佘祥林寻找张在玉，甚至还将证明张在玉未死的村民倪乐平关押了3个月，将四处寻找张在玉在世证据的佘母关押9个月……所以，既然我们不能亵渎司法之力仅在于偶然的老天发慈悲，那就不能去贪天之功为己有。
所以实事求是地说，佘祥林“这个案件从错的又纠成正的”，体现的反倒正是我们司法公正的欠缺。当年种种证据不足、迹象可疑之下，我们的司法体系不能敦促办案人员去了解事实、追寻真相，相反却纵容“有罪推定”进行严刑逼供，显见司法公正迷失。此后时间推演、事态荒芜，案件的疑谜之处未消而侦查核实的手段进步，我们的司法体系也未见悲天悯人地重新提审案件，又何言纠正的司法公正存在？只有当“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程序公正”等等司法原则落到实处、受到保证，司法体系才算是拥有了自查自纠的公正能力。我们现在的法治建设，固然已经白纸黑字地写明了这些尊重人权的司法原理，但距离真正地落到实处、受到保证尚有距离。而具体到佘祥林的绝处逢生，则显然已经是无罪的如山铁证显现，而并非是因为有某种司法自查自纠机制发力。
“一次错判相当于十次犯罪”，这句司法警句表明，无论怎样的事后纠正，其实都无能弥补回原始的公正。再怎样的“最后纠正的结果”显然都不能弥补一个人被冤杀的不公，而佘祥林虽然幸未屈死，但年富力强之际11年高墙困顿、精神创伤，又岂是一句“你现在无罪了”可以讨回公道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法治之下设有国家赔偿和责任追究，而佘祥林能否申请到合情合理的赔偿金、当年铸就冤案的司法责任人会得到怎样的法律惩处，目前并不知晓。即便从这个角度来讲，论及纠正的司法公正目前已经得到体现，难道不是言之过早吗？遑论还有上述因为替佘祥林作证申冤而遭关押、打击的亲人、村民，与佘祥林冤案原是一体。
古代的皇权社会，雷霆雨露俱是皇恩，杀头诛族，都是要磕头谢恩的，沉冤得雪，更是要从心底称颂皇上圣明、感谢皇恩浩荡。但如今法治至上，民智不塞，自然会明白张在玉的“死而复生”体现不了司法公正。但佘祥林一案无疑蕴含了一个重力促进司法公正的大契机，在这个契机面前，我们首先期待司法系统能够客观认识、勇于承认??就像1986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在对沸沸扬扬长达两年的投毒杀人案审判作出裁决时表达的那样：“对于这一系列的错误裁决，我们表示反对，我们感到羞耻，虽然有些错误在当时似乎无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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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湖北高法及中国最高法，竟然扯出了如此荒唐的逻辑，竟然把由张在玉引出的对错案的纠正，引为是司法公正的的体现。这个逻辑的荒唐，甚至于体现出了某种刻薄的意味：难道在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 已经现身的情况下，你们还有过不纠正错案的打算不成？正是为了体现司法公正，才最终决定了纠正？
正如南方都市报的这篇社论所言，这位最高法副院长的态度，已经可以表明了最高法对此事的态度。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真是不知怎么说了：一个国家的最高法院竟然复出了如此荒唐的结论，试问“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何其遥远！你们的人民，还指望你们带领全国的法院进行司法改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公正啊！
另外，作为一个媒体，《南方都市报》如此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我国最高司法当局的荒唐，其背后的阻力、所受的压力已经可知。当一个中级法院都有生杀与夺之权的今天之中国，我们还得祝愿南方都市报的勇士们一路小心！
让我也代表一次：我们在关注着你们！
Thursday, April 14, 2005
[原创]必须整治国内最大的传销市场
文章提交者：三月初三 加贴在 网络批评 凯迪网络 http://www.cat898.com
幼儿园里的小朋友经常在玩一个游戏，用积木搭建好一间间五颜六色的房子，然后这间给谁住，那间又给谁住。原来在幼儿的心中，房子是用来给人住的。在生活中，常常听到这样的事，某某的房子涨了多少，某某把房子卖了赚了多少钱；在报纸上，也常常看到这样的新闻，温州人的聪明，某地把温州炒（购）房团主动请去观摩；我们又经常听到这样那样的专家的评论，中国的房价要和什么国家一样的平（什么都好接轨，偏偏喜欢房价去接轨）。到这里，我才明白，房子原来是一种投资的商品。为什么在幼儿的眼中房子是用来住的，而在专家的眼中房子却是一种投资的商品。
按教科书上的理论，股票市场是长期的融资市场，是企业筹资的渠道。到了实际操作上，企业上市是为了圈钱，股民买股票则是投机。上市企业（股份公司）用圈来的钱去偿还集团公司（母体）原来的银行烂帐，银行的套解了，股民却被套住了。事情没有这样简单，股民也不是吃素的，国民的首创精神永远是强大的，股民就把股票作为”“传销””的替代品。一元钱一个的苹果经过一万个人的手，就变成了一个万元的金苹果，这样谁都嫌了钱，但这样的股市能长久吗？弱智也知道其中的风险，可我们的管理者和专家看不到吗？唯一的解释是在降低金融的风险，利用股民的钱来化解烂帐。中国的经济理论专家建成了一个烂摊子的股票市场，现在又在用这种理论在建设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大蛋糕中有很大一块是二手房交易。
中国人的“二”字有着特别丰富的含义，一而再，再就是第二，结过婚再婚的叫二婚，结了婚在外养个小的称二奶。“二”有旧的意思。可在二手房市场中，二手房并不是旧房子，并不象二手车，跳蚤市场中别人用旧了、用过了的东西。一辆用过的摩托车到了二手车市场，价格肯定没有同类的新车一样高了，但二手房转手后价格则非高不可，于是一个新的”“传销””品就在专家的呼声和高深理论中诞生了，新一轮的传花接木又在鼓点中进行。在这个游戏中，谁是获益者，是强势资本者，就是我们说的富人，一轮轮的炒家，管理者则从每一次交易中获取不菲的税收收益（几万元不等），为了这一点利益，管理者就在晕晕乎中忘记了叫停，泡沫就在这里产生了。可房子不是股票，股票可买可不买，有余钱去买，房子却是生活的必需品，不买不行，于是血汗就被榨取了。
今年据说房价写入了人代会报告，可这重要吗？反腐败年年有一大段，贪污受贿的数额却越来越大，现在上亿元地被卷走也不是值得张口咋舌的新闻了。这几天都说房价在降，可是能排除其中的默契和作秀吗？更不要说有价无房了。房价还没有挫动，一些地方已经在舆论了，必须制止房价的大起大落。在非点中，一瓶醋卖到三十元，有人来管了，说是暴利，可在全国性的房产暴利中，哪一个管理者曾经来制止过，哪一家房地产商受到了处罚，这种舆论是愚论罢了，谁不知道谁的心在痛了，谁在肉抖了。除了核弹，神五是国计民生的事，小民的住房是不是国计民生呢？
要制止炒房，必须整治二手房市场。二手房这个最大的”“传销””市场不整治，炒房绝不会止。舞台不去，只要有利，登场粉墨的资本者会少吗？富人合法抢劫穷人的故事还将继续上演。要制止炒房真的这么些难吗？并不难，只是一些人舍不得而已。出对策容易，就是看管理者有没牺牲自己利益的决心了。明知说了也没用，但还是要念叨几句。
一是按年份来制订交易税，年份越少，税率越高，而且必须是重税。二年以下100%，三年到五年60%，五年到八年20%，八年到十年10%，十年以上就全免。这样明确定位房子是用来居住的，而不是用来炒的。
二是必须开发更多的新房源，以实事就是的态度对待土地的宏观调控。土地去年已经冻了一年，今年仍在调控中，如果继续这样一刀切，那仍然是制止不住房价的飙扬。道理不用说了，稀缺的东西是不适用市场的，特别是政策性的稀缺。
三是去除经济适用房这个怪胎。经济适用房有一大部分已经成了腐败房和人情房，成了退休高级干部的新福利。该按市场的必须按市场，不公不平的怪胎必须去除。
四是银行的按揭必须以“政治的高度”来办理。
五中央ZF是亲人，地方ZF是恶人。对待恶人必须用恶办法，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摘帽子；对在批地手续中搞腐败的从严查处。
六房产成本公开和审计，制定暴利处罚制。
写了六条，实际上能做到前三条就足够了。要实现和谐社会，合理房价，并不是房价降了几百元，关键是制止炒房和抑止暴利，如果只是以降了几百元为标准，和谐还是很远的。
幼儿园里的小朋友经常在玩一个游戏，用积木搭建好一间间五颜六色的房子，然后这间给谁住，那间又给谁住。原来在幼儿的心中，房子是用来给人住的。在生活中，常常听到这样的事，某某的房子涨了多少，某某把房子卖了赚了多少钱；在报纸上，也常常看到这样的新闻，温州人的聪明，某地把温州炒（购）房团主动请去观摩；我们又经常听到这样那样的专家的评论，中国的房价要和什么国家一样的平（什么都好接轨，偏偏喜欢房价去接轨）。到这里，我才明白，房子原来是一种投资的商品。为什么在幼儿的眼中房子是用来住的，而在专家的眼中房子却是一种投资的商品。
按教科书上的理论，股票市场是长期的融资市场，是企业筹资的渠道。到了实际操作上，企业上市是为了圈钱，股民买股票则是投机。上市企业（股份公司）用圈来的钱去偿还集团公司（母体）原来的银行烂帐，银行的套解了，股民却被套住了。事情没有这样简单，股民也不是吃素的，国民的首创精神永远是强大的，股民就把股票作为”“传销””的替代品。一元钱一个的苹果经过一万个人的手，就变成了一个万元的金苹果，这样谁都嫌了钱，但这样的股市能长久吗？弱智也知道其中的风险，可我们的管理者和专家看不到吗？唯一的解释是在降低金融的风险，利用股民的钱来化解烂帐。中国的经济理论专家建成了一个烂摊子的股票市场，现在又在用这种理论在建设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大蛋糕中有很大一块是二手房交易。
中国人的“二”字有着特别丰富的含义，一而再，再就是第二，结过婚再婚的叫二婚，结了婚在外养个小的称二奶。“二”有旧的意思。可在二手房市场中，二手房并不是旧房子，并不象二手车，跳蚤市场中别人用旧了、用过了的东西。一辆用过的摩托车到了二手车市场，价格肯定没有同类的新车一样高了，但二手房转手后价格则非高不可，于是一个新的”“传销””品就在专家的呼声和高深理论中诞生了，新一轮的传花接木又在鼓点中进行。在这个游戏中，谁是获益者，是强势资本者，就是我们说的富人，一轮轮的炒家，管理者则从每一次交易中获取不菲的税收收益（几万元不等），为了这一点利益，管理者就在晕晕乎中忘记了叫停，泡沫就在这里产生了。可房子不是股票，股票可买可不买，有余钱去买，房子却是生活的必需品，不买不行，于是血汗就被榨取了。
今年据说房价写入了人代会报告，可这重要吗？反腐败年年有一大段，贪污受贿的数额却越来越大，现在上亿元地被卷走也不是值得张口咋舌的新闻了。这几天都说房价在降，可是能排除其中的默契和作秀吗？更不要说有价无房了。房价还没有挫动，一些地方已经在舆论了，必须制止房价的大起大落。在非点中，一瓶醋卖到三十元，有人来管了，说是暴利，可在全国性的房产暴利中，哪一个管理者曾经来制止过，哪一家房地产商受到了处罚，这种舆论是愚论罢了，谁不知道谁的心在痛了，谁在肉抖了。除了核弹，神五是国计民生的事，小民的住房是不是国计民生呢？
要制止炒房，必须整治二手房市场。二手房这个最大的”“传销””市场不整治，炒房绝不会止。舞台不去，只要有利，登场粉墨的资本者会少吗？富人合法抢劫穷人的故事还将继续上演。要制止炒房真的这么些难吗？并不难，只是一些人舍不得而已。出对策容易，就是看管理者有没牺牲自己利益的决心了。明知说了也没用，但还是要念叨几句。
一是按年份来制订交易税，年份越少，税率越高，而且必须是重税。二年以下100%，三年到五年60%，五年到八年20%，八年到十年10%，十年以上就全免。这样明确定位房子是用来居住的，而不是用来炒的。
二是必须开发更多的新房源，以实事就是的态度对待土地的宏观调控。土地去年已经冻了一年，今年仍在调控中，如果继续这样一刀切，那仍然是制止不住房价的飙扬。道理不用说了，稀缺的东西是不适用市场的，特别是政策性的稀缺。
三是去除经济适用房这个怪胎。经济适用房有一大部分已经成了腐败房和人情房，成了退休高级干部的新福利。该按市场的必须按市场，不公不平的怪胎必须去除。
四是银行的按揭必须以“政治的高度”来办理。
五中央ZF是亲人，地方ZF是恶人。对待恶人必须用恶办法，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摘帽子；对在批地手续中搞腐败的从严查处。
六房产成本公开和审计，制定暴利处罚制。
写了六条，实际上能做到前三条就足够了。要实现和谐社会，合理房价，并不是房价降了几百元，关键是制止炒房和抑止暴利，如果只是以降了几百元为标准，和谐还是很远的。
Tuesday, April 12, 2005
[转帖]中国警告房价过高蕴含巨大风险
文章提交者：剑圣 加贴在 经济风云 凯迪网络 http://www.cat898.com
由于担心住房价格涨势过快危及社会稳定，中国国务院(State Council)要求各级政府为抑制房地产市场过热负起责任。
国务院在一份转发各级政府的文件中措辞强烈地表示，房地产价格上涨已经给“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隐患”。通知说，房地产价格稳定对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据《华尔街日报》了解到的情况，这份所标日期为3月26日的文件发到了省、市级政府以及政府各部委。
这份文件可能是对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发出的警告，意在提醒他们依靠发展房地产市场推动经济增长的做法存在的风险。中央政府对银行系统的风险承受能力、宏观经济以及政府自身对房地产市场发生危机时的控制能力似乎非常担心。
分析师们说，房地产投机行为在中国非常普遍，特别是在沿海地区。据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在3月29日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说，沿海地区房地产泡沫破裂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上海目前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最热的地区。很多外地人被这个迅速崛起的中国商业中心所吸引，纷纷在此购房置业，因此推高了上海的房价。外国人也携重金而入，他们的目的则在于拥有人民币资产，以期一旦人民币升值时可从中获利。
J.P.摩根(J.P. Morgan & Co.)本月早些时候在报告中说，中国住房市场投资还在继续升温。它说，2004年第四季度，北京房地产市场的交易总额较一年前增长了10%，而上海和广州的增幅更是分别达到22%和36%。
房地产价格的急剧攀升对中国政府的执政能力直接提出了挑战，它一直表示要抑制经济过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国务院在上面提到的通知中表示，过热造成了原材料价格上涨、有可能加剧通货膨胀。
但在多数地方，那些旨在抑制房价的措施（比如上海最新出台的房地产交易税规定）似乎并未阻挡想买房子的人们。不过国务院这份文件与以前发出的警告不同之处在于，这次的文件明确指出，如果房价失控，地方政府官员要承担责任。之前就有传言称，由于房地产市场的问题，上海官员的官位有可能保不住。
中国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珏林说，从根本上来说，中央政府最关心的还是社会稳定。他没有看过3月26日的文件。他还说，上海是这次政策调控最主要的目标。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开始实行公民自购住房，目的是为刺激家电、家具和建筑材料的消费。同时，拥有住房也被视为加强社会稳定的一种途径。
不过眼下供不应求的局面还在继续，特别是在上海等城市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近来涨价的压力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部分人希望快速套利的想法。
价格日益飙升反过来也让越来越多年轻人和靠固定收入生活的人对住房望而却步。中国的按揭市场还不成熟，银行方面还不知道一旦住房价格下跌，他们的按揭客户会如何应对房产贬值的局面、是否能继续按期偿还贷款。
花旗集团(Citigroup Inc.)经济学家黄益平2月份曾在报告中估计，中国银行业2004年的贷款总额中接近10%是住房贷款。他认为，这个比例对银行系统的风险会很有限，相比之下，香港和台湾的房贷比例都在30%左右。而其他经济学家认为，坏帐缠身的中国银行业难以再承受更多的失误。
近几周来，上海和其他地方的政府都出台了遏制房地产投资的新措施。
3月份，上海制定了有关房屋交易税的新规定，对一年内转让的房屋按差价部分征收5.5%的交易税。上海的一些银行拒绝一年内为同一处房产提供转按揭。中国央行还要求各家银行提高购房时的首付比例。
上海市政府发言人焦扬昨天说，上海从市长、市委书记到下面的各级领导都在按中央精神努力采取措施给房价降温。
不过，据一些房地产公司表示，上海采取的一些措施却适得其反。比如，市政府去年规定了房地产开发的容积率上限，这实际上减少了新住房的供应量，支撑了房价。
迄今，上海房地产市场的热度丝毫没有降温迹象。有一个定于本周六开盘的项目，虽然地处上海南面离市中心很远的地方，但售楼处外面早已有准备买房的人开始安营扎寨提前排队了。开发商说，周二就已经有30多人排队了。
由于担心住房价格涨势过快危及社会稳定，中国国务院(State Council)要求各级政府为抑制房地产市场过热负起责任。
国务院在一份转发各级政府的文件中措辞强烈地表示，房地产价格上涨已经给“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隐患”。通知说，房地产价格稳定对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据《华尔街日报》了解到的情况，这份所标日期为3月26日的文件发到了省、市级政府以及政府各部委。
这份文件可能是对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发出的警告，意在提醒他们依靠发展房地产市场推动经济增长的做法存在的风险。中央政府对银行系统的风险承受能力、宏观经济以及政府自身对房地产市场发生危机时的控制能力似乎非常担心。
分析师们说，房地产投机行为在中国非常普遍，特别是在沿海地区。据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在3月29日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说，沿海地区房地产泡沫破裂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上海目前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最热的地区。很多外地人被这个迅速崛起的中国商业中心所吸引，纷纷在此购房置业，因此推高了上海的房价。外国人也携重金而入，他们的目的则在于拥有人民币资产，以期一旦人民币升值时可从中获利。
J.P.摩根(J.P. Morgan & Co.)本月早些时候在报告中说，中国住房市场投资还在继续升温。它说，2004年第四季度，北京房地产市场的交易总额较一年前增长了10%，而上海和广州的增幅更是分别达到22%和36%。
房地产价格的急剧攀升对中国政府的执政能力直接提出了挑战，它一直表示要抑制经济过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国务院在上面提到的通知中表示，过热造成了原材料价格上涨、有可能加剧通货膨胀。
但在多数地方，那些旨在抑制房价的措施（比如上海最新出台的房地产交易税规定）似乎并未阻挡想买房子的人们。不过国务院这份文件与以前发出的警告不同之处在于，这次的文件明确指出，如果房价失控，地方政府官员要承担责任。之前就有传言称，由于房地产市场的问题，上海官员的官位有可能保不住。
中国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珏林说，从根本上来说，中央政府最关心的还是社会稳定。他没有看过3月26日的文件。他还说，上海是这次政策调控最主要的目标。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开始实行公民自购住房，目的是为刺激家电、家具和建筑材料的消费。同时，拥有住房也被视为加强社会稳定的一种途径。
不过眼下供不应求的局面还在继续，特别是在上海等城市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近来涨价的压力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部分人希望快速套利的想法。
价格日益飙升反过来也让越来越多年轻人和靠固定收入生活的人对住房望而却步。中国的按揭市场还不成熟，银行方面还不知道一旦住房价格下跌，他们的按揭客户会如何应对房产贬值的局面、是否能继续按期偿还贷款。
花旗集团(Citigroup Inc.)经济学家黄益平2月份曾在报告中估计，中国银行业2004年的贷款总额中接近10%是住房贷款。他认为，这个比例对银行系统的风险会很有限，相比之下，香港和台湾的房贷比例都在30%左右。而其他经济学家认为，坏帐缠身的中国银行业难以再承受更多的失误。
近几周来，上海和其他地方的政府都出台了遏制房地产投资的新措施。
3月份，上海制定了有关房屋交易税的新规定，对一年内转让的房屋按差价部分征收5.5%的交易税。上海的一些银行拒绝一年内为同一处房产提供转按揭。中国央行还要求各家银行提高购房时的首付比例。
上海市政府发言人焦扬昨天说，上海从市长、市委书记到下面的各级领导都在按中央精神努力采取措施给房价降温。
不过，据一些房地产公司表示，上海采取的一些措施却适得其反。比如，市政府去年规定了房地产开发的容积率上限，这实际上减少了新住房的供应量，支撑了房价。
迄今，上海房地产市场的热度丝毫没有降温迹象。有一个定于本周六开盘的项目，虽然地处上海南面离市中心很远的地方，但售楼处外面早已有准备买房的人开始安营扎寨提前排队了。开发商说，周二就已经有30多人排队了。
Monday, April 11, 2005
[原创]从秦始皇七年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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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始皇七年谈起
于成玉
据史料记载：“（秦始皇）七年，彗星先出东方，见北方，五月见（即“现”，下同）西方……彗星复见西方十六日。”（《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是各国学者公认的世界上最早的哈雷彗星记录。秦始皇七年为公元前240年。从那次起直到1910年，哈雷彗星共到地球“探亲”29次，我国天文学家每次都作了仔细观察、记载，无一遗漏。
实际上，我国典籍中还有比这更早的有关哈雷彗星的记录。如《春秋》、《左传》、《史记》、《文献通考》等著名历史典籍中，都有鲁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于北斗”的记载。鲁文公十四年是公元前613年。不少中外学者把这次记录看成是哈雷彗星最早的一次回归记录。而我国已故著名天文学家张钰哲先生在晚年考证了《淮南子?兵略训》中有关“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的记录，认为当时出现的这颗彗星就是“哈雷彗星”。他计算了近4000年“哈雷彗星”的轨道变化，并从其他相互印证的史料中肯定了武王伐纣的确切年代应为公元前1057一一1056年间。因此，把我国“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的年代又往前推进了400多年。与此相比，阿拉伯人、欧洲人直到公元66年、公元989年才作了记载，落后于中国几千年。
然而，尽管中国人对“哈雷彗星”观察得很早很早，记载得很多很多，但却没有发现它认识它。而最早发现认识它的则是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对此，人们不禁要问：“哈雷彗星”既然是我们中国人最先看到的，为什么不叫它“中国彗星”而叫“哈雷彗星”呢？这说明了什么呢？很显然，这说明不单是一般中国人，即使是中国天文学家在理论思维能力方面，却落后于人家洋人若干年。
记得几年前，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曾讲过两句颇有哲理的话：“反复出现的问题，就要从规律上找原因；普遍出现的问题，就要从制度上找原因。”一般说来，科学研究不仅需要观察描述现象，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理论思维从观察现象的描述中找出规律，才能揭示出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正如毛泽东所言：“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5页）我国虽然有悠久而系统的“哈雷彗星”的记录，但由于理论准备工作的贫穷和理论思维的贫困，对“哈雷彗星”，中国天文学家只停留在对它的观察的描述记载上，而却没有对其进行理论思维，将“观察记载描述”升华为科学研究的成果。打一个蹩脚的比喻，就像春秋时代楚人卞和献给周厉王的那块璞玉，要成器还要有一番精心的雕琢功夫。而哈雷之所以能发现“哈雷彗星”，正是做了这样的工作。
据文献记载，哈雷在发现“哈雷彗星”前，牛顿就已经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并预言了彗星运动的周期性，从而为哈雷发现“哈雷彗星”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有了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指导，哈雷便开始搜集世界各地有关彗星的资料，东奔西走，终于汇集了大量资料。他运用理论思维，展开对资料的梳理、计算工作后，发现了1531年、1607年、1682年出现的三颗彗星，轨道非常接近。为什么呢？难道这是巧合吗？又是几个不眠之夜的理论思维。从轨道上看，这三颗彗星如出一辙，从时间上看，都是间隔75年左右。是同一颗彗星吗？他又马不停蹄地寻找资料，进行理论分析，果真发现1531年以前也是每隔75年到76年就有一颗彗星出现。紧接着又进一步地计算这颗彗星的运行轨道，结果发现这颗彗星在运行轨道上环绕太阳运行的周期与历史上的记载完全相符。
就这样，哈雷不仅发现了彗星的运行轨道，同时还证明了万有引力定律的正确性。1720年，当时已是64岁哈雷就任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台长，并正式宣布了他对彗星的研究成果。他说，你们在1682年看到的那颗所谓“妖星”，实际上它是一颗绕太阳运转的大彗星，每隔75年左右就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睁开眼吧，1758底或1759年初你们必然会看到1682年的那颗彗星。 哈雷的声音几乎震动了整个欧洲大陆，绝大多数人半信半疑。欧洲的天主教会首先发难，教士们说哈雷是一派胡言。但哈雷真希望自己能再活40年，届时好亲眼目睹彗星的降临，令世人信服。然而22年后，即1742年，哈雷永远离我们而远去了。但 1758年圣诞之夜，人们翘首以待的彗星，却终于来临了。哈雷的预言得到了证实，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人们自然将这颗彗星定名为“哈雷彗星”。
由此可见，理论思维有多么神奇多么重要啊！正如恩格思所言：“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第467页）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一个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直接关系到这个民族的生存、发展 和辉煌；而一个人的理论思维水平，则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的成长和成就。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如果想要在世界性的技术革命中占据主导地位，那就必须拥有高技术优势。而理论思维则是发现和创造高技术的首要前提条件，哈雷发现“哈雷彗星”的实践有力地说明了这些基本道理。
人类认识的发展史告诉人们，理论思维既不是人头脑里固有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主要是受老祖宗的思维方式和所实施教育的影响之所致。在人最初的思想里，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认识上，中国就明显的落后于洋人。中国老祖宗在江河两岸的黄土高坡上求生存，就把自己视为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因此，为求得生存，适应环境就成为中国思维方式的核心。《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中的“补”、“射”、“治”，无不是被动的应对天之缺漏，日之太多，水之泛滥之举。这种被动的适应虽然不是发现，不是发展，但对巩固现成环境下的生存却大有裨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几千年，绵延不绝到如今，恐怕与这种适应环境，求得生存的经验思维不无关系。
而洋人的老祖宗则认为，人和自然都是被上帝创造出来的。人因理论思维而被从自然中独立出来，开始独立创造自己的生活。在他们看来，人的生活是自己理论思维主动选择的创造的结果，而并不是被动的适应自然环境的保命活动。洪水来临，中国大禹治水；洪水未到，西方诺亚造船。易言之，中国人的哲学是从直接观察中得来的，是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贴近生活；西方人的哲学是从苦思冥想中得来的，是从科学实验中总结出来的，总之，与生活有很大的距离。这就是中国经验思维与西方理论思维的差异。
诚然，中国传统的经验思维的片面性哺育滋润了中华民族的聪明勤奋、求知欲强的茁壮成长，但另一方面却不断张扬胆小谨慎，循规蹈矩习俗的斗志昂扬，并抑制和残杀想象力、创造力，尤其是独立意识、自主能力、质疑态度和创新精神的萌发和生长。对此，不仅长期不反思，还常常自觉良好自我陶醉。当中国人还陶醉在自己“四大发明”的辉煌中的经验思维时，人家洋人的理论思维却早已把中国的经验思维的灿烂辉煌远远地抛在了后边。当年鲁迅先生对此感慨万千，他在痛斥国人利用洋人发明的电制造“电刑”，而让“被压迫者却以此受苦，命丧也”的《电的利弊》一文中叹然写道：“外国利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作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盖不但电气而已。”
其实，只要我们有勇气直面中国的现实社会，还能看到由于经验思维造成的更多的中国的落后面。别的不说，单说中国人爱玩的笛子和二胡吧，跟洋人的根本没得比：同样的笛子，我们的那种，就和吹火筒一样简陋。看看洋人的东西吧，那连环银键，那暗道机关，拿在手里，真令人眼花缭乱，赞叹不已。还有中国的胡琴，早先也是从外国传进来的。可是，进来了几百年，一直没什么变化。你再看看那洋人的提琴，可谓五花八门，看到眼里，叫人目不暇接。我们的一支唢呐，吹了几千年，从未旧貌换新颜。你再看看那洋人的铜管乐器吧，那别致的造型，那精灵的古怪，真叫你傻了眼。
当中国社会走进二十世纪的时候，有的中国人还住在土窑里，还在赶牛车使木犁耕地；还在“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如今中国社会已走进二十一世纪了，但我们还在“摸着石头过河”，还在“黄赌毒黑”，还在“假冒伪劣”，还在“宁肯台湾不长草，誓死也要台湾岛”，还在“不说假话就办不成大事”，还在“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还在莺歌燕舞，还在歌功颂德，还在“一切向钱看”，还在……
这两年，国人弄了一个神五神六（还是人家四十年前玩剩下来的）什么的，于是就不知天高地厚，除了感到自豪外，中国人民勤劳勇敢智慧的那一套就又来了，岂不知人家洋人如美国人已经把探测车送上了火星，已经造出了从美国本土发射，无人驾驶，不需要动力，能够携带一千磅的弹药、情报传感器或其他物质，并能以五倍音速飞行，能够在两个小时内向世界任何地方投放常规武器的亚轨道飞行器，称霸全球。这洋玩儿要是咱国人弄出来，那又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了。
据媒体报道，“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和“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已“入宪”，于是有的国人立马出来叫好，盛赞这是“时代进步”。但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前，中国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私有财产，早就不受侵犯”了。然而，后来先富起来的人的财产，不仅被抛起来的暴力革命给没收了，有的连生命也被剥夺了。今天将“私产”重新“入宪”，充其量不过是向“过去”的“私有制”的羞答答的“回归”，如果是从“指导思想”（《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经典：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的视角来看，还是“倒退”，哪里谈得上是什么“时代进步”呢？其实，在一七八○年美国麻萨诸塞州的《权利宣言》早有名言：“个人财产非经本人同意，纵是极小部份，亦不得受侵害”，比我们现在的“回归”和“倒退”早了二百多年。对照起来，我们用几千万人的生命换来的迟到的所谓“时代进步”到底有多大进步而值得我们自豪的呢？
新中国已经度过了半个世纪的青春年华，可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国籍人士拿到标志科研最高水平的诺贝尔奖。那么，中国人的问题出在哪里呢？纵观历史和现状，尽管我们有过五百年被外族统治的历史，但是，中国人种并没有发生大的问题。问题在于，中国的经验思维禁锢了民智的开发。
倘若站在经验思维的角度，中国的教育简直办得太出色了太成功了太有“战略眼光”了。我们今天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行政化的“教育系统”从根子上把“确保经验思维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问题解决了。因为只要行政化的“教育系统”源源不断向社会输送只“唯书”“唯上”而不“唯实”、没有独立人格独立意识的拧在社会机器上的“螺丝钉”，那么不管中国社会未来发生怎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最终都难逃“唯书唯上”的掌心，最终都不能不重新回到“唯最高权势为马首是瞻”的“轨道”上来。
其实，人类的进步，最根本的标志是人类理论思维水而的提高，一个低水平的理论思维的群体，创造出的社会形态必然也是低水平的，其内斗谁胜谁负又有何意义呢？理论思维的历史使命，在于从整体上启发人类，不断提升人类智慧水平的底座，从而使人类社会从低等状态不断向高等状态进化，从而造福于全人类。而这就需要科学的教育系统发挥科学的引导作用，指导人们像德意志民族那样，投入到“学习以往的哲学”中来。
恩格斯指出：当“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关系”时，“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但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第465页）而德意志则是举世公认的善于“发展和锻炼”理论思维和执着“学习以往的哲学”的民族。
德国大哲学家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有一句后来被刻到他墓志铭上去的名言：“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时常愈加反复地思索，它们就愈是给人的心灵灌注了时时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这句永远有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的话便是对德意志民族善于学习理论思维的生动写照。他成名后，连贵夫人和大家闺秀们都喜欢在梳妆台等什么地方放上一本他的著作，以致形成了一种时尚，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因此，在“二战”前，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诺贝尔奖颁发的头30年内，德国科学家获奖人数占全部获奖数的30％，在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34位各国科学家中，就有14位经过德国大学的培养和深造。这至少说明了 ，德国的科学水平在当时是世界第一流的 。虽然“二战”将他们的国家“一分为二”，但是并未通过“兵戈相见”，而是通过理论思维所释放出来的政治智慧而又重新“合二而一”，成为世界“七强”之一。至于给受害国家所造成的灾难，理论思维使人家的政治家能够作出“下跪”的忏悔，从而博得举世皆曰“高贵”的赞誉。
再说说洋人的代表美国，人口虽然只占世界人口总数不到５％,但美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却占全球获得该奖人数的７０％以上，其中奥妙何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科尔韦尔的回答是：“人们总将提出疑问，并朝着新领域迈出下一步。可是，许多国家存在一种传统的倾向，不敢打破现状，对长者或上司总是表现得毕恭毕敬。我敢说，美国科学家并不特别顺从于一些过时的想法。”
其实，人家的教育向来就是作引导孩子“提出疑问，并朝着新领域迈出下一步”的工作。这有“四和二 = ？ ”和“1+2+3+4+5+6+7+8+9……98+99+100=？”为证：
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律系教授艾德恩凯迪博士，教书已经教了二十年了，每学期在他上第一堂课的时候，他总是先在黑板上写下两个数字：四和二。 然后他问学生：“结果是多少？” 许多学生都争相作答。
有的说：“六。”他摇着头。
有的说：“二。”他摇着头。
最后有人得意地说：“我知道了，那是八。”他也没点头。
学生一阵纳闷，凯迪博士才说：“你们根本还没问这是个什么题目？是加法、减法、乘法或除法？你们不了解问题，又怎么能说出真正的答案呢？”（《报刊文摘》第2051期）
人家就是这样启发引导学生“与其不经心地多做事，毋宁少做事而多用心思考”。
无独有偶。 诞生于二百多年前的贫寒家庭出身的德国大数家高斯，当他还在小学读书的时候，有一天，算数老师要求全班同学算出以下算式：
1+2+3+4+5+6+7+8+9……98+99+100=？
在老师把问题讲完不久，高斯就在他的小石板上端端正正写下答案5050，而其他孩子算到昏头脑胀，还是算不出来。最后只有高斯的答案是正确的。为了引导高斯向理论思维的“新领域迈出下一步”，算数老师去城里自掏腰包买了一本书送给高斯。高斯很高兴和比他大差不多十岁的老师一起学习这本书。他们俩个人建立起深厚的感情，花费很多时间讨论这本书里面值得理论思维的东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高斯后来成为世界重量级的大数学家，与他的老师的及时引导所分不开的。
思维科学告诉人们，人的思维结构是在早期教育中形成的，人的思维功能是在学龄前教育中发展的，人的思维能力是在继续教育中提高的，人的思维潜力是在终身教育和学习中开发出来的 。所以，锐意改革现行教育体制，大力开发孩子的智力，让终身学习，终身教育观念深入人心，让教育成为我们一生中永不断裂的链条，从而不断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素质就成为我们无法逃避的必然选择。
当务之急是，迫切需要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通过多种手段激活释放增强他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如，通过语言训练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通过异中求同和同中寻异等多种思维方式，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通过一因多果和一果多的分析方法，培养学生的多向性思维能力；通过鼎力鼓励学生不唯书，不唯上，大胆质疑，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并肯定其敢于提不同见解的勇气，训练学生的挑战批判的思维能力；通过联想模拟方法，训练学生的主体的想象思维能力；通过抓住思维的流畅性、变通性和独创性，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总之，教师要尽已所能，使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不断得到提高和发展，为孩子在走出中小学校门前，就夯实他们进行理论思维的基础。
法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曾经说过："教学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激励是启动孩子心灵学习理论思维动力的发动机。它能把理论思维教育要求转化为个体的自觉行动，促使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主动执着地奋进，斗志昂扬地向上。中小学教师在授课时，一定要感情充沛地向学生传授对质疑的热语爱心、对探索的钟情执着，对独立思考的矢志不移，从而增强学生对理论思维投资的好感与崇敬，进而喜欢理论思维的夭桃和妩媚，让学生在兴奋、愉悦的心态下主动学习，发展自己。
但愿我们的灵魂工程师，能早日告别“升学率”的纠缠，为每一个孩子走出校门进入社会，都能够驾轻就熟地运用理论思维，从过去的经验中总结规律以把握未来，从现实的变化中寻求规律去开拓未来而努力吧。
2005年4月8日晨
电子信箱：ycy55@sohu.com
从秦始皇七年谈起
于成玉
据史料记载：“（秦始皇）七年，彗星先出东方，见北方，五月见（即“现”，下同）西方……彗星复见西方十六日。”（《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是各国学者公认的世界上最早的哈雷彗星记录。秦始皇七年为公元前240年。从那次起直到1910年，哈雷彗星共到地球“探亲”29次，我国天文学家每次都作了仔细观察、记载，无一遗漏。
实际上，我国典籍中还有比这更早的有关哈雷彗星的记录。如《春秋》、《左传》、《史记》、《文献通考》等著名历史典籍中，都有鲁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于北斗”的记载。鲁文公十四年是公元前613年。不少中外学者把这次记录看成是哈雷彗星最早的一次回归记录。而我国已故著名天文学家张钰哲先生在晚年考证了《淮南子?兵略训》中有关“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的记录，认为当时出现的这颗彗星就是“哈雷彗星”。他计算了近4000年“哈雷彗星”的轨道变化，并从其他相互印证的史料中肯定了武王伐纣的确切年代应为公元前1057一一1056年间。因此，把我国“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的年代又往前推进了400多年。与此相比，阿拉伯人、欧洲人直到公元66年、公元989年才作了记载，落后于中国几千年。
然而，尽管中国人对“哈雷彗星”观察得很早很早，记载得很多很多，但却没有发现它认识它。而最早发现认识它的则是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对此，人们不禁要问：“哈雷彗星”既然是我们中国人最先看到的，为什么不叫它“中国彗星”而叫“哈雷彗星”呢？这说明了什么呢？很显然，这说明不单是一般中国人，即使是中国天文学家在理论思维能力方面，却落后于人家洋人若干年。
记得几年前，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曾讲过两句颇有哲理的话：“反复出现的问题，就要从规律上找原因；普遍出现的问题，就要从制度上找原因。”一般说来，科学研究不仅需要观察描述现象，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理论思维从观察现象的描述中找出规律，才能揭示出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正如毛泽东所言：“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5页）我国虽然有悠久而系统的“哈雷彗星”的记录，但由于理论准备工作的贫穷和理论思维的贫困，对“哈雷彗星”，中国天文学家只停留在对它的观察的描述记载上，而却没有对其进行理论思维，将“观察记载描述”升华为科学研究的成果。打一个蹩脚的比喻，就像春秋时代楚人卞和献给周厉王的那块璞玉，要成器还要有一番精心的雕琢功夫。而哈雷之所以能发现“哈雷彗星”，正是做了这样的工作。
据文献记载，哈雷在发现“哈雷彗星”前，牛顿就已经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并预言了彗星运动的周期性，从而为哈雷发现“哈雷彗星”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有了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指导，哈雷便开始搜集世界各地有关彗星的资料，东奔西走，终于汇集了大量资料。他运用理论思维，展开对资料的梳理、计算工作后，发现了1531年、1607年、1682年出现的三颗彗星，轨道非常接近。为什么呢？难道这是巧合吗？又是几个不眠之夜的理论思维。从轨道上看，这三颗彗星如出一辙，从时间上看，都是间隔75年左右。是同一颗彗星吗？他又马不停蹄地寻找资料，进行理论分析，果真发现1531年以前也是每隔75年到76年就有一颗彗星出现。紧接着又进一步地计算这颗彗星的运行轨道，结果发现这颗彗星在运行轨道上环绕太阳运行的周期与历史上的记载完全相符。
就这样，哈雷不仅发现了彗星的运行轨道，同时还证明了万有引力定律的正确性。1720年，当时已是64岁哈雷就任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台长，并正式宣布了他对彗星的研究成果。他说，你们在1682年看到的那颗所谓“妖星”，实际上它是一颗绕太阳运转的大彗星，每隔75年左右就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睁开眼吧，1758底或1759年初你们必然会看到1682年的那颗彗星。 哈雷的声音几乎震动了整个欧洲大陆，绝大多数人半信半疑。欧洲的天主教会首先发难，教士们说哈雷是一派胡言。但哈雷真希望自己能再活40年，届时好亲眼目睹彗星的降临，令世人信服。然而22年后，即1742年，哈雷永远离我们而远去了。但 1758年圣诞之夜，人们翘首以待的彗星，却终于来临了。哈雷的预言得到了证实，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人们自然将这颗彗星定名为“哈雷彗星”。
由此可见，理论思维有多么神奇多么重要啊！正如恩格思所言：“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第467页）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一个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直接关系到这个民族的生存、发展 和辉煌；而一个人的理论思维水平，则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的成长和成就。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如果想要在世界性的技术革命中占据主导地位，那就必须拥有高技术优势。而理论思维则是发现和创造高技术的首要前提条件，哈雷发现“哈雷彗星”的实践有力地说明了这些基本道理。
人类认识的发展史告诉人们，理论思维既不是人头脑里固有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主要是受老祖宗的思维方式和所实施教育的影响之所致。在人最初的思想里，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认识上，中国就明显的落后于洋人。中国老祖宗在江河两岸的黄土高坡上求生存，就把自己视为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因此，为求得生存，适应环境就成为中国思维方式的核心。《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中的“补”、“射”、“治”，无不是被动的应对天之缺漏，日之太多，水之泛滥之举。这种被动的适应虽然不是发现，不是发展，但对巩固现成环境下的生存却大有裨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几千年，绵延不绝到如今，恐怕与这种适应环境，求得生存的经验思维不无关系。
而洋人的老祖宗则认为，人和自然都是被上帝创造出来的。人因理论思维而被从自然中独立出来，开始独立创造自己的生活。在他们看来，人的生活是自己理论思维主动选择的创造的结果，而并不是被动的适应自然环境的保命活动。洪水来临，中国大禹治水；洪水未到，西方诺亚造船。易言之，中国人的哲学是从直接观察中得来的，是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贴近生活；西方人的哲学是从苦思冥想中得来的，是从科学实验中总结出来的，总之，与生活有很大的距离。这就是中国经验思维与西方理论思维的差异。
诚然，中国传统的经验思维的片面性哺育滋润了中华民族的聪明勤奋、求知欲强的茁壮成长，但另一方面却不断张扬胆小谨慎，循规蹈矩习俗的斗志昂扬，并抑制和残杀想象力、创造力，尤其是独立意识、自主能力、质疑态度和创新精神的萌发和生长。对此，不仅长期不反思，还常常自觉良好自我陶醉。当中国人还陶醉在自己“四大发明”的辉煌中的经验思维时，人家洋人的理论思维却早已把中国的经验思维的灿烂辉煌远远地抛在了后边。当年鲁迅先生对此感慨万千，他在痛斥国人利用洋人发明的电制造“电刑”，而让“被压迫者却以此受苦，命丧也”的《电的利弊》一文中叹然写道：“外国利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作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盖不但电气而已。”
其实，只要我们有勇气直面中国的现实社会，还能看到由于经验思维造成的更多的中国的落后面。别的不说，单说中国人爱玩的笛子和二胡吧，跟洋人的根本没得比：同样的笛子，我们的那种，就和吹火筒一样简陋。看看洋人的东西吧，那连环银键，那暗道机关，拿在手里，真令人眼花缭乱，赞叹不已。还有中国的胡琴，早先也是从外国传进来的。可是，进来了几百年，一直没什么变化。你再看看那洋人的提琴，可谓五花八门，看到眼里，叫人目不暇接。我们的一支唢呐，吹了几千年，从未旧貌换新颜。你再看看那洋人的铜管乐器吧，那别致的造型，那精灵的古怪，真叫你傻了眼。
当中国社会走进二十世纪的时候，有的中国人还住在土窑里，还在赶牛车使木犁耕地；还在“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如今中国社会已走进二十一世纪了，但我们还在“摸着石头过河”，还在“黄赌毒黑”，还在“假冒伪劣”，还在“宁肯台湾不长草，誓死也要台湾岛”，还在“不说假话就办不成大事”，还在“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还在莺歌燕舞，还在歌功颂德，还在“一切向钱看”，还在……
这两年，国人弄了一个神五神六（还是人家四十年前玩剩下来的）什么的，于是就不知天高地厚，除了感到自豪外，中国人民勤劳勇敢智慧的那一套就又来了，岂不知人家洋人如美国人已经把探测车送上了火星，已经造出了从美国本土发射，无人驾驶，不需要动力，能够携带一千磅的弹药、情报传感器或其他物质，并能以五倍音速飞行，能够在两个小时内向世界任何地方投放常规武器的亚轨道飞行器，称霸全球。这洋玩儿要是咱国人弄出来，那又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了。
据媒体报道，“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和“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已“入宪”，于是有的国人立马出来叫好，盛赞这是“时代进步”。但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前，中国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私有财产，早就不受侵犯”了。然而，后来先富起来的人的财产，不仅被抛起来的暴力革命给没收了，有的连生命也被剥夺了。今天将“私产”重新“入宪”，充其量不过是向“过去”的“私有制”的羞答答的“回归”，如果是从“指导思想”（《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经典：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的视角来看，还是“倒退”，哪里谈得上是什么“时代进步”呢？其实，在一七八○年美国麻萨诸塞州的《权利宣言》早有名言：“个人财产非经本人同意，纵是极小部份，亦不得受侵害”，比我们现在的“回归”和“倒退”早了二百多年。对照起来，我们用几千万人的生命换来的迟到的所谓“时代进步”到底有多大进步而值得我们自豪的呢？
新中国已经度过了半个世纪的青春年华，可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国籍人士拿到标志科研最高水平的诺贝尔奖。那么，中国人的问题出在哪里呢？纵观历史和现状，尽管我们有过五百年被外族统治的历史，但是，中国人种并没有发生大的问题。问题在于，中国的经验思维禁锢了民智的开发。
倘若站在经验思维的角度，中国的教育简直办得太出色了太成功了太有“战略眼光”了。我们今天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行政化的“教育系统”从根子上把“确保经验思维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问题解决了。因为只要行政化的“教育系统”源源不断向社会输送只“唯书”“唯上”而不“唯实”、没有独立人格独立意识的拧在社会机器上的“螺丝钉”，那么不管中国社会未来发生怎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最终都难逃“唯书唯上”的掌心，最终都不能不重新回到“唯最高权势为马首是瞻”的“轨道”上来。
其实，人类的进步，最根本的标志是人类理论思维水而的提高，一个低水平的理论思维的群体，创造出的社会形态必然也是低水平的，其内斗谁胜谁负又有何意义呢？理论思维的历史使命，在于从整体上启发人类，不断提升人类智慧水平的底座，从而使人类社会从低等状态不断向高等状态进化，从而造福于全人类。而这就需要科学的教育系统发挥科学的引导作用，指导人们像德意志民族那样，投入到“学习以往的哲学”中来。
恩格斯指出：当“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关系”时，“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但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第465页）而德意志则是举世公认的善于“发展和锻炼”理论思维和执着“学习以往的哲学”的民族。
德国大哲学家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有一句后来被刻到他墓志铭上去的名言：“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时常愈加反复地思索，它们就愈是给人的心灵灌注了时时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这句永远有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的话便是对德意志民族善于学习理论思维的生动写照。他成名后，连贵夫人和大家闺秀们都喜欢在梳妆台等什么地方放上一本他的著作，以致形成了一种时尚，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因此，在“二战”前，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诺贝尔奖颁发的头30年内，德国科学家获奖人数占全部获奖数的30％，在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34位各国科学家中，就有14位经过德国大学的培养和深造。这至少说明了 ，德国的科学水平在当时是世界第一流的 。虽然“二战”将他们的国家“一分为二”，但是并未通过“兵戈相见”，而是通过理论思维所释放出来的政治智慧而又重新“合二而一”，成为世界“七强”之一。至于给受害国家所造成的灾难，理论思维使人家的政治家能够作出“下跪”的忏悔，从而博得举世皆曰“高贵”的赞誉。
再说说洋人的代表美国，人口虽然只占世界人口总数不到５％,但美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却占全球获得该奖人数的７０％以上，其中奥妙何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科尔韦尔的回答是：“人们总将提出疑问，并朝着新领域迈出下一步。可是，许多国家存在一种传统的倾向，不敢打破现状，对长者或上司总是表现得毕恭毕敬。我敢说，美国科学家并不特别顺从于一些过时的想法。”
其实，人家的教育向来就是作引导孩子“提出疑问，并朝着新领域迈出下一步”的工作。这有“四和二 = ？ ”和“1+2+3+4+5+6+7+8+9……98+99+100=？”为证：
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律系教授艾德恩凯迪博士，教书已经教了二十年了，每学期在他上第一堂课的时候，他总是先在黑板上写下两个数字：四和二。 然后他问学生：“结果是多少？” 许多学生都争相作答。
有的说：“六。”他摇着头。
有的说：“二。”他摇着头。
最后有人得意地说：“我知道了，那是八。”他也没点头。
学生一阵纳闷，凯迪博士才说：“你们根本还没问这是个什么题目？是加法、减法、乘法或除法？你们不了解问题，又怎么能说出真正的答案呢？”（《报刊文摘》第2051期）
人家就是这样启发引导学生“与其不经心地多做事，毋宁少做事而多用心思考”。
无独有偶。 诞生于二百多年前的贫寒家庭出身的德国大数家高斯，当他还在小学读书的时候，有一天，算数老师要求全班同学算出以下算式：
1+2+3+4+5+6+7+8+9……98+99+100=？
在老师把问题讲完不久，高斯就在他的小石板上端端正正写下答案5050，而其他孩子算到昏头脑胀，还是算不出来。最后只有高斯的答案是正确的。为了引导高斯向理论思维的“新领域迈出下一步”，算数老师去城里自掏腰包买了一本书送给高斯。高斯很高兴和比他大差不多十岁的老师一起学习这本书。他们俩个人建立起深厚的感情，花费很多时间讨论这本书里面值得理论思维的东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高斯后来成为世界重量级的大数学家，与他的老师的及时引导所分不开的。
思维科学告诉人们，人的思维结构是在早期教育中形成的，人的思维功能是在学龄前教育中发展的，人的思维能力是在继续教育中提高的，人的思维潜力是在终身教育和学习中开发出来的 。所以，锐意改革现行教育体制，大力开发孩子的智力，让终身学习，终身教育观念深入人心，让教育成为我们一生中永不断裂的链条，从而不断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素质就成为我们无法逃避的必然选择。
当务之急是，迫切需要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通过多种手段激活释放增强他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如，通过语言训练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通过异中求同和同中寻异等多种思维方式，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通过一因多果和一果多的分析方法，培养学生的多向性思维能力；通过鼎力鼓励学生不唯书，不唯上，大胆质疑，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并肯定其敢于提不同见解的勇气，训练学生的挑战批判的思维能力；通过联想模拟方法，训练学生的主体的想象思维能力；通过抓住思维的流畅性、变通性和独创性，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总之，教师要尽已所能，使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不断得到提高和发展，为孩子在走出中小学校门前，就夯实他们进行理论思维的基础。
法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曾经说过："教学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激励是启动孩子心灵学习理论思维动力的发动机。它能把理论思维教育要求转化为个体的自觉行动，促使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主动执着地奋进，斗志昂扬地向上。中小学教师在授课时，一定要感情充沛地向学生传授对质疑的热语爱心、对探索的钟情执着，对独立思考的矢志不移，从而增强学生对理论思维投资的好感与崇敬，进而喜欢理论思维的夭桃和妩媚，让学生在兴奋、愉悦的心态下主动学习，发展自己。
但愿我们的灵魂工程师，能早日告别“升学率”的纠缠，为每一个孩子走出校门进入社会，都能够驾轻就熟地运用理论思维，从过去的经验中总结规律以把握未来，从现实的变化中寻求规律去开拓未来而努力吧。
2005年4月8日晨
电子信箱：ycy55@sohu.com
Wednesday, April 06, 2005
于建嵘北大演讲：中国信访制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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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建嵘
（本文为于建嵘应燕南讲坛邀请于2004年12月2日在北京大学所作演讲全文，经本人审阅）
最近，我主持的课题组发表了一份题为《信访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后果》的调查报告，受到朝野关注并引发了一场有关信访制度何去何从的争论。国内最具影响的媒体《南方周末》对此评论说：“于建嵘在这场争论中是比较孤独的一个。他的‘弱化信访权利救济功能’观点遭到了强有力的质疑。有人认为是不考虑中国国情的理想主义，更有人认为是迂腐。”虽然我对许多媒体的相关报道并不完全认同，却不得不承认上述有关我目前处境“孤独”的描述是比较客观的。的确，在我每天接到的数十个电话或邮件中，虽有人对我表示关心和慰问或求助，但鲜有明确表示同意我观点的，更多的是不满或指责。这样的指责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国家信访系统的官员，特别是那些要求强化信访的官员，就有地方信访官员从南方飞到北京来，其目的就是要当面指责我：“如果不给我们信访部门实权，那老百姓的冤屈如何才能解决呢？！”。其二是那些称之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学者如康晓光等人，他们的理由是中国是一个以行政主导的国家，加强信访机构的权力来解决社会问题是“亲民”和“仁政”的重要表现；其三是一些信访群众和具有社会底层关怀的学者。有一位打算到北京来上访江西农民给我写信说，如果没有信访了，中央如何才能帮我们解决问题呢？就连我十分敬仰的秦晖教授也在电话里质问我，“如果取消了信访制度，人民还有说话的地方吗？”
面对如此多的批评和质疑，我感到有必要作一些回应了。正因为如此，我特别感谢北京大学的燕南讲坛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陈述的机会。我的基本观点仍然是，现行信访制度已成为了祸国殃民的遮羞布，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我今天要讲两个问题，其一，调查结论；其二，改革设想。
一、调查结论
我对信访制度最初的关注是在1999年。当时，我在调查湖南农民维权抗争时就感到信访制度存在重大的缺陷。因此，在近几年发表的论文中，我提到过要改革信访制度。但由于那些调查并不是针对信访制度进行的专项研究，分析样本也是区域性的，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为此，2004年5月至10月，在国家软科学的支持下，我组织了一个课题组对我国的信访制度状况及改革方向进行了专项调查研究。此项调查包括对进京走访者（主要是农民）进行问卷和深度访谈、分析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万多封控告信，与部分信访官员进行座谈及进住“上访村”体验生活等形式进行。通过调查，我认为，信访制度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制度，虽然在计划经济时代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这一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已不适应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在客观上成为了国家政治认同性流失的重要渠道，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革，将会产生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
这些缺陷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信访体制不顺，机构庞杂，缺乏整体系统性，导致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央政治权威的流失。
现行的信访机构庞杂繁多，归口不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及相关职能部门都设有信访机构。但由于信访机构并属于国家机关序列，这些机构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隶属关系。中央信访机构对地方信访机构及中央各部门信访机构之间的管制协调能力十分有限，各地信访机构的职能和权力及运作方式都有较大的差异，而导致信息不共享，缺乏强制约。这样势必造成两种情况。
其一，由于各级信访机构在没有任何监督下对信访案件层层转办，导致信访不断升级，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据国家信访局统计，2003年国家信访局受理群众信访量上升14%，省级只上升0．1%，地级上升0．3%，而县级却下降了2．4%；中央和国家机关受理群众信访量上升46%，省、地、县直属部门增幅较少，有的还是负增长。国家信访局受理群众来信同比上升10．7%，接待群众上访的批次、人次同比分别上升20．6%、29．9%。2004年第一季度，国家信访局受理群众来信同比上升20．2%，接待群众上访批次、人次同比分别上升99．4%和94．9%。中央有关部门受理信访量直线上升，说明了信访者对中央能解决他们反映的问题还抱有一定的希望。而省、地、县一级已失去了或正在失去信访者的认同。这一点，从我们对进京上访的农民问卷调查可以获得证实。
表一说明，目前党中央国务院在进京走访的农民心目中还有较高的地位，有49.5%的人认为党中央国务院还有很高或较高的威信。而中央以下的各级政府的威信已直线下降，其中，认为省级、市级、县级、乡级党政威信很高和较高的分别是较低或很低的分别为24．6%，4．5%，1．7%， 0．7%。
其二，由于信访机构林立，而缺少统领机关，各机构推来推去，信访人投诉无门，来京后不停地在各信访机构之间来回跑动。据对632位进京上访农民的调查，他们走访的部门平均在6个以上，最多的达到18个。其中主要有，国家信访局、人大常委会、最高法院、中纪委、公安部、最高检察院、国土资源部、农业部、民政部等等。信访者在北京四处投诉后，可问题并不能真正得到解决，导致对中央的政治权威的认同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
表二通过对56位第一次进京上访的农民在不同时期的对比性调查发现，刚进京上访时，农民对中央的认同是非常高的，认为“中央真心实意欢迎农民上访”的高达94．6%，而七天后则下降到39．3%。而认为“中央怕农民上访”的则从7．1%上升到58．9%；认为“中央会打击报复上访的人”从1．8%上升到60．7%。另据对632位进京上访农民调查，有7４．２%的认为，包括党中央国务院在内对他们所反映的问题“都推来推去”没有决心解决。一份在北京上访村流传甚广的署名为“亿万冤民者”的传单就称“想起国务院，好似阎王殿，外边是疯犬，里边是贪官”。从早几年听到的“中央是恩人”到直接质疑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这一变化，是非常值得警惕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进京上访成为了中央政治权威流失的重要渠道。
（二）、信访功能错位，责重权轻，人治色彩浓厚，消解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从体制上动摇了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
现行信访制度作为一种正式制度所具有的职能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政治参与，也就是公民通过给国家有关机关写信或走访反映民情社意，对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批评或建议，即所谓的“民意上达”。其二是权利救济，即信访作为一种正常司法救济程序的补充程序，通过行政方式来解决纠纷和实现公民的权利救济。但在实践中，不仅存在着各种诉求往往交错在一起，出现“信访问题综合症”，而且公民往往把信访看成了优于其它行政救济甚至国家司法救济的一种特殊权利。
第一，信访问题涉及到各个方面，出现了信访问题综合症，使信访机构承受了太大的社会责任。特别是对那些进京上访农民来说，他们经常是作为当地农民的代表而出现在中央的信访机构的，他们反映的问题多而复杂。表三对632位进京上访的农民的调查说明，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个人的冤案之类的请求，而且关系到农村工作的各个方面。信访者要求问题的复杂综合性，必然增加问题解决的难度。由于信访部门并不具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实际权力，可信访者却在很大程度上把信访部门当成了解决问题的责任主体，这样就势必把信访部门当成为了信访群众的直接对立面。
第二，从理论上来讲，信访只是包括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行政救济手段之一，而国家的司法救济才是公民权利救济最为主要的形式。可在实践中，民众更多地相信信访这一行政救济手段并把其作为最后的希望所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各地司法腐败导致公民不能得到正常的司法救济是其主要原因。在接受问卷调查的632位进京上访的农民中，有401位在上访之前就上访的问题到法院起诉过，占总数的63．4%，其中法院不予立案的有172位，占42．9％；认为法院不依法办事而判决其败诉的220位，占54．9％；认为法院判决胜诉了而没有执行的9位，占2．2％。其次，也与依靠“清官”为民作主的社会传统有相当大的联系。表四表明，有90．5%的是为了“把问题反映到中央来，让中央知道情况”；88．5%是为了“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以求问题的解决”；69．2%是为了“引起中央机关的重视，问题可以直接解决”，81．2%“也知道中央不会直接解决，但可以得到批文”。这表明，报警、求助和施压是农民进京上访的主要目的。
在一定的程度上，信访制度因具有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存在的“人治”思想这一基础，所以它作为一种民情上达、申冤维权的特殊通道，对社会起着安全阀，对老百姓起着宽慰剂的作用。但是，必须看到的是，这种试图用行政救济替代司法救济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在客观上会消解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这一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
（三）、信访程序缺失，立案不规范，终结机制不完善，政治迫害和政治激进主义相伴而生，不断诱发较严重的冲突事件。
现行信访制度在程序上存在重大缺失，立案和答复均具有十分的随便意性。虽然在第一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确定了“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基本原则，即根据来信来访提出问题的性质，按照各级各部门的职责、业务范围进行处理。可是对于如何确定各级各部门的职责却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各部门均可以以各种理由相互推诿。而处理问题又要看领导脸色行事，靠上级批示。为了强化各级领导的责任，各地还建立了“各级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这种领导体制要求，各级党委、政府“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负主要责任，直管领导负直接责任，对因工作不到位，责任不落实，领导不负责，发生较大规模的连续到省委、省政府集体上访或到北京上访，对社会稳定和正常工作秩序造成严重影响的，追究分管领导的责任，并视情节轻重进行处理。客观地说，这种信访领导体制对各级党政重视信访问题起到一定的作用也解决一些问题。但由于各级政府为了抑制住上访的增加和升级在收买和欺骗等方法不能发生效果时，就会采取各种手段对信访群众进行打击甚至政治迫害。 自2003年10月以来在北京“上访村”广为流传的一份署名为“全体上访人”的《上访人员上议书》就写道：“地方政府借用信访条例，滥用职权，欺压上访人员，用各种手段收容、遣送、关押、毒打，有的被送进精神病院，上访人员问题得不到解决，人身受到伤害，精神受到摧残，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从课题组的调查情况来看，上述所列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少数地方政府使用暴力等手段拦截上访人（上访人员称之为“劫访”）进入上级党政机关已是公开的事情，有些地方党政对上访人进行打击和政治迫害可谓是触目惊心，令人发指。表五说明，有55．4%的农民认为因上访被抄家、被没收财物、东西被抢走，有50．4%的农民认为其因上访而被关押或拘留，有53．6%的农民认为因上访被干部指使黑社会的人打击报复。
少数地方党政对信访者进行打击和政治迫害产生了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其中之一，就是使信访成为了有效的社会动员方式和维权抗争的手段，导致集体行动增加。有近一半的农民进京上访的主要目的就是因为“政府打击、拘捕领头上访的农民”（见表三）。而为了减少因上访所遭受打击或政治迫害的风险并引起高层的重视，在法不责众的意识影响下，许多农民就会动员更多的人参与上访。2003年国家信访局接待群众集体访批次和人次，分别比上年上升41%和44．8%。其中，50人以上的集体访批次和人次，分别比上年上升33．3%和39%；单批集体访人数最多的达到800多人。同时，更为激烈的抗争活动也时有发生，如进京上访人员在一份《到天安门广场集会、游行、示威的申请书》中称：“监于以辽宁接（截、劫）访团为代表的地方驻京工作人员，长期以来在国家各接访口，主要在国家信访局群众来访接待室门前，层层设卡，围堵拦截上访群众，多次、经常推搡、殴打上访群众，打伤、打残、打死、非法逮捕、关押、拘禁上访群众”，“提请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游行、示威”。2003年12月12日，来自29个省份的600多名上访人在天安门集会，就是这样的例子。
后果之二就是政治激进主义在信访者中产生并获得迅速繁殖的社会土壤。一位因经济合同纠纷而上访遭受打击的信访者，就以《中国共产党的极端政治腐败》为题印制了大量的传单，其中称，“中国共产党当前的极端的政治腐败，没有资格继续成为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资格独霸国家政权！”表六就有53．6%的表示要“做点让干部们害怕的事”，87．3%的表示“跟贪官污吏拼个鱼死网破”。
二、改革设想
上述的调查和分析表明，目前我国的信访制度存在着重大的制度性缺陷并产生了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因此必须进行彻底而系统的改革。由于对现行信访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根源有着不同的认识，因此对信访制度何去何从也有不同的看法。
目前主流性观点认为，“信访的产生有着深层体制上的原因，在目前，相关改革还未到位，取消信访制度是无法做到的。而通过对信访立法改革信访制度则是目前一个较好的化解办法” ，而其基本思路要重新构建信访体系框架，整合信访信息资源，探索“大信访”格局，并通过立法统一规范信访工作，从而建立高效的信访监督监察机制，使信访机关这个曾经的“传声筒”变成了一个“实权单位”。具体来说，希望通过立法，明确有关部门在交办和督办过程中的法律责任，实行行政问责制，直接授予信访机构对办理机构人员处分的建议权，通过明确法律责任，防止置之不理。目前各地所进行的信访改革就是，一方面试图加强信访机构的权力；另一方面则是制定许多禁止性条款来规范民众的信访行为。
我认为，中国现行的信访制度的理念基础是驭民乃至人治,设立信访制度的初衷是建立一条民意“上达”的渠道，而不是民意“表达”的渠道。但这种制度已成为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现实，我们只有面对而不能回避。因此，要从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稳定的高度来认识对信访制度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并从政治体制现代化的视野来重新确定信功能目标和信访体制。具体来说，首先要重新确定信访的功能目标，即在强化和程序化信访制度作为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的同时，要把公民权利救济方面功能从信访制度分离出去，以确定司法救济的权威性。其次要改革目前的信访体制，可以考虑撤销各部门的信访机构，把信访全部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以加强系统性和协调性。再次，也是最为重要的是，要切实保障信访人的合法权益，对少数地方党政迫害信访者的案件要坚决查处。
目前可从行政、法律、政治三个层面考虑如何对信访制度进行稳妥而有步骤的改革。
（一），短期的行政治标之策是给各级党政部门减压和给信访公民松绑，以减小信访的规模和冲击性，维护社会稳定。
主要措施是：（1）中央减少对地方党政领导的压力，不按信访量给各地排名，取消信访责任追究制，不要求地方政府来京接访；（2）中央信访部门不再给省市开信访移办单；（3）不对信访公民的信访级别作特别的限制。（4）由信访地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因信访而发生的治安案件。
这样做的主要理由是：（1）减弱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降低群众对信访的预期，会迅速使一些信访案件平息，减少群众进京走访；（2）在中央的高压下，地方政府为了息访，对于信访公民不是收买或欺骗，就是打击迫害，从而诱发更多的信访案件。给地方政府减压，才能给中央减压；维护地方的政治权威,才能加强和巩固中央的政治权威。
（二），中期的法律治标之策是强化各级司法机关接受公民告诉、申诉及处理案件的责任和能力，由司法机关承办目前积压在信访部门的案件。
主要措施有：（1）由上级法院和检察院下派一级设立告诉申诉案件受理机构；（2）扩大诉讼受理范围，对关系到民众生活的案件可以考虑缓收、减收或免收诉讼费；(3)加强新闻媒体和社会力量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克服司法腐败；（4）司法机关对受理的告诉和申诉案件要在限期内给予答复；（5）由司法部门依法查处信访人迫害案件；（6）组织社会中介机构对群众告诉申诉进行法律援助；（7）增加司法机构的资源投入，并在制度上确立法院和检察院的重要人员和经费均由上一级法院和检察院管理和保障。通过树立国家司法机构的权威，可以把社会矛盾的解决引导到正规的司法渠道，逐步减少信访以及伴随信访的非制度化公民政治行动。
（三），长期的政治治本之策是撤销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信访机构，把信访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并系统地建立民众的利益表达组织。
主要措施是：（1）组织各级人民代表对本选区的重要信访案件进行调查和督办；（2）公布各级人民代表的联系方式；（3）建立全国信访网，并把一些重大问题的信访资料上网公示让民众评议。(4)允许社会各阶层建立利益表达组织，以法律允许的方式让他们通过集会示威等方式表达利益。这样做的好处是:（1）使各层级各选区的人大代表有了一项新的具体职责，他们有法律赋予的言论免责权和调查权，也有义务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并依据调查向成为信访对象的一府两院提出质询，直至向严重渎职、失职、甚至涉嫌违法犯罪的领导干部提出罢免动议。这样，不仅使信访工作获得一个权力主体，同时也使信访工作具备了应有的问责性，即向人民负责的特质；（2）将目前散存在各职能部门的信访资源合并到人代会将为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建设提供大量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政治资源，将为人民代表逐步专职化和与此相应的人代会逐步实质化创造资源和职责两方面的条件；（3）把信访集中到人大后，可以建立一套统一的科学的信访登记体系和检索体系，不仅可以准确统计信访量，而且可以节约大量的社会资源，克服目前信访公民盲目投诉、反复投诉、多方投诉造成的巨大资源浪费和政治信任流失。（4）最关键的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要容许各种社会利益表达组织的存在，只有让社会各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表达组织，才能产生一个利益相对均衡、社会相对和谐的现代社会。
来源：燕南网(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 于建嵘
（本文为于建嵘应燕南讲坛邀请于2004年12月2日在北京大学所作演讲全文，经本人审阅）
最近，我主持的课题组发表了一份题为《信访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后果》的调查报告，受到朝野关注并引发了一场有关信访制度何去何从的争论。国内最具影响的媒体《南方周末》对此评论说：“于建嵘在这场争论中是比较孤独的一个。他的‘弱化信访权利救济功能’观点遭到了强有力的质疑。有人认为是不考虑中国国情的理想主义，更有人认为是迂腐。”虽然我对许多媒体的相关报道并不完全认同，却不得不承认上述有关我目前处境“孤独”的描述是比较客观的。的确，在我每天接到的数十个电话或邮件中，虽有人对我表示关心和慰问或求助，但鲜有明确表示同意我观点的，更多的是不满或指责。这样的指责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国家信访系统的官员，特别是那些要求强化信访的官员，就有地方信访官员从南方飞到北京来，其目的就是要当面指责我：“如果不给我们信访部门实权，那老百姓的冤屈如何才能解决呢？！”。其二是那些称之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学者如康晓光等人，他们的理由是中国是一个以行政主导的国家，加强信访机构的权力来解决社会问题是“亲民”和“仁政”的重要表现；其三是一些信访群众和具有社会底层关怀的学者。有一位打算到北京来上访江西农民给我写信说，如果没有信访了，中央如何才能帮我们解决问题呢？就连我十分敬仰的秦晖教授也在电话里质问我，“如果取消了信访制度，人民还有说话的地方吗？”
面对如此多的批评和质疑，我感到有必要作一些回应了。正因为如此，我特别感谢北京大学的燕南讲坛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陈述的机会。我的基本观点仍然是，现行信访制度已成为了祸国殃民的遮羞布，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我今天要讲两个问题，其一，调查结论；其二，改革设想。
一、调查结论
我对信访制度最初的关注是在1999年。当时，我在调查湖南农民维权抗争时就感到信访制度存在重大的缺陷。因此，在近几年发表的论文中，我提到过要改革信访制度。但由于那些调查并不是针对信访制度进行的专项研究，分析样本也是区域性的，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为此，2004年5月至10月，在国家软科学的支持下，我组织了一个课题组对我国的信访制度状况及改革方向进行了专项调查研究。此项调查包括对进京走访者（主要是农民）进行问卷和深度访谈、分析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万多封控告信，与部分信访官员进行座谈及进住“上访村”体验生活等形式进行。通过调查，我认为，信访制度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制度，虽然在计划经济时代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这一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已不适应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在客观上成为了国家政治认同性流失的重要渠道，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革，将会产生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
这些缺陷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信访体制不顺，机构庞杂，缺乏整体系统性，导致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央政治权威的流失。
现行的信访机构庞杂繁多，归口不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及相关职能部门都设有信访机构。但由于信访机构并属于国家机关序列，这些机构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隶属关系。中央信访机构对地方信访机构及中央各部门信访机构之间的管制协调能力十分有限，各地信访机构的职能和权力及运作方式都有较大的差异，而导致信息不共享，缺乏强制约。这样势必造成两种情况。
其一，由于各级信访机构在没有任何监督下对信访案件层层转办，导致信访不断升级，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据国家信访局统计，2003年国家信访局受理群众信访量上升14%，省级只上升0．1%，地级上升0．3%，而县级却下降了2．4%；中央和国家机关受理群众信访量上升46%，省、地、县直属部门增幅较少，有的还是负增长。国家信访局受理群众来信同比上升10．7%，接待群众上访的批次、人次同比分别上升20．6%、29．9%。2004年第一季度，国家信访局受理群众来信同比上升20．2%，接待群众上访批次、人次同比分别上升99．4%和94．9%。中央有关部门受理信访量直线上升，说明了信访者对中央能解决他们反映的问题还抱有一定的希望。而省、地、县一级已失去了或正在失去信访者的认同。这一点，从我们对进京上访的农民问卷调查可以获得证实。
表一说明，目前党中央国务院在进京走访的农民心目中还有较高的地位，有49.5%的人认为党中央国务院还有很高或较高的威信。而中央以下的各级政府的威信已直线下降，其中，认为省级、市级、县级、乡级党政威信很高和较高的分别是较低或很低的分别为24．6%，4．5%，1．7%， 0．7%。
其二，由于信访机构林立，而缺少统领机关，各机构推来推去，信访人投诉无门，来京后不停地在各信访机构之间来回跑动。据对632位进京上访农民的调查，他们走访的部门平均在6个以上，最多的达到18个。其中主要有，国家信访局、人大常委会、最高法院、中纪委、公安部、最高检察院、国土资源部、农业部、民政部等等。信访者在北京四处投诉后，可问题并不能真正得到解决，导致对中央的政治权威的认同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
表二通过对56位第一次进京上访的农民在不同时期的对比性调查发现，刚进京上访时，农民对中央的认同是非常高的，认为“中央真心实意欢迎农民上访”的高达94．6%，而七天后则下降到39．3%。而认为“中央怕农民上访”的则从7．1%上升到58．9%；认为“中央会打击报复上访的人”从1．8%上升到60．7%。另据对632位进京上访农民调查，有7４．２%的认为，包括党中央国务院在内对他们所反映的问题“都推来推去”没有决心解决。一份在北京上访村流传甚广的署名为“亿万冤民者”的传单就称“想起国务院，好似阎王殿，外边是疯犬，里边是贪官”。从早几年听到的“中央是恩人”到直接质疑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这一变化，是非常值得警惕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进京上访成为了中央政治权威流失的重要渠道。
（二）、信访功能错位，责重权轻，人治色彩浓厚，消解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从体制上动摇了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
现行信访制度作为一种正式制度所具有的职能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政治参与，也就是公民通过给国家有关机关写信或走访反映民情社意，对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批评或建议，即所谓的“民意上达”。其二是权利救济，即信访作为一种正常司法救济程序的补充程序，通过行政方式来解决纠纷和实现公民的权利救济。但在实践中，不仅存在着各种诉求往往交错在一起，出现“信访问题综合症”，而且公民往往把信访看成了优于其它行政救济甚至国家司法救济的一种特殊权利。
第一，信访问题涉及到各个方面，出现了信访问题综合症，使信访机构承受了太大的社会责任。特别是对那些进京上访农民来说，他们经常是作为当地农民的代表而出现在中央的信访机构的，他们反映的问题多而复杂。表三对632位进京上访的农民的调查说明，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个人的冤案之类的请求，而且关系到农村工作的各个方面。信访者要求问题的复杂综合性，必然增加问题解决的难度。由于信访部门并不具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实际权力，可信访者却在很大程度上把信访部门当成了解决问题的责任主体，这样就势必把信访部门当成为了信访群众的直接对立面。
第二，从理论上来讲，信访只是包括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行政救济手段之一，而国家的司法救济才是公民权利救济最为主要的形式。可在实践中，民众更多地相信信访这一行政救济手段并把其作为最后的希望所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各地司法腐败导致公民不能得到正常的司法救济是其主要原因。在接受问卷调查的632位进京上访的农民中，有401位在上访之前就上访的问题到法院起诉过，占总数的63．4%，其中法院不予立案的有172位，占42．9％；认为法院不依法办事而判决其败诉的220位，占54．9％；认为法院判决胜诉了而没有执行的9位，占2．2％。其次，也与依靠“清官”为民作主的社会传统有相当大的联系。表四表明，有90．5%的是为了“把问题反映到中央来，让中央知道情况”；88．5%是为了“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以求问题的解决”；69．2%是为了“引起中央机关的重视，问题可以直接解决”，81．2%“也知道中央不会直接解决，但可以得到批文”。这表明，报警、求助和施压是农民进京上访的主要目的。
在一定的程度上，信访制度因具有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存在的“人治”思想这一基础，所以它作为一种民情上达、申冤维权的特殊通道，对社会起着安全阀，对老百姓起着宽慰剂的作用。但是，必须看到的是，这种试图用行政救济替代司法救济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在客观上会消解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这一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
（三）、信访程序缺失，立案不规范，终结机制不完善，政治迫害和政治激进主义相伴而生，不断诱发较严重的冲突事件。
现行信访制度在程序上存在重大缺失，立案和答复均具有十分的随便意性。虽然在第一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确定了“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基本原则，即根据来信来访提出问题的性质，按照各级各部门的职责、业务范围进行处理。可是对于如何确定各级各部门的职责却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各部门均可以以各种理由相互推诿。而处理问题又要看领导脸色行事，靠上级批示。为了强化各级领导的责任，各地还建立了“各级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这种领导体制要求，各级党委、政府“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负主要责任，直管领导负直接责任，对因工作不到位，责任不落实，领导不负责，发生较大规模的连续到省委、省政府集体上访或到北京上访，对社会稳定和正常工作秩序造成严重影响的，追究分管领导的责任，并视情节轻重进行处理。客观地说，这种信访领导体制对各级党政重视信访问题起到一定的作用也解决一些问题。但由于各级政府为了抑制住上访的增加和升级在收买和欺骗等方法不能发生效果时，就会采取各种手段对信访群众进行打击甚至政治迫害。 自2003年10月以来在北京“上访村”广为流传的一份署名为“全体上访人”的《上访人员上议书》就写道：“地方政府借用信访条例，滥用职权，欺压上访人员，用各种手段收容、遣送、关押、毒打，有的被送进精神病院，上访人员问题得不到解决，人身受到伤害，精神受到摧残，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从课题组的调查情况来看，上述所列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少数地方政府使用暴力等手段拦截上访人（上访人员称之为“劫访”）进入上级党政机关已是公开的事情，有些地方党政对上访人进行打击和政治迫害可谓是触目惊心，令人发指。表五说明，有55．4%的农民认为因上访被抄家、被没收财物、东西被抢走，有50．4%的农民认为其因上访而被关押或拘留，有53．6%的农民认为因上访被干部指使黑社会的人打击报复。
少数地方党政对信访者进行打击和政治迫害产生了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其中之一，就是使信访成为了有效的社会动员方式和维权抗争的手段，导致集体行动增加。有近一半的农民进京上访的主要目的就是因为“政府打击、拘捕领头上访的农民”（见表三）。而为了减少因上访所遭受打击或政治迫害的风险并引起高层的重视，在法不责众的意识影响下，许多农民就会动员更多的人参与上访。2003年国家信访局接待群众集体访批次和人次，分别比上年上升41%和44．8%。其中，50人以上的集体访批次和人次，分别比上年上升33．3%和39%；单批集体访人数最多的达到800多人。同时，更为激烈的抗争活动也时有发生，如进京上访人员在一份《到天安门广场集会、游行、示威的申请书》中称：“监于以辽宁接（截、劫）访团为代表的地方驻京工作人员，长期以来在国家各接访口，主要在国家信访局群众来访接待室门前，层层设卡，围堵拦截上访群众，多次、经常推搡、殴打上访群众，打伤、打残、打死、非法逮捕、关押、拘禁上访群众”，“提请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游行、示威”。2003年12月12日，来自29个省份的600多名上访人在天安门集会，就是这样的例子。
后果之二就是政治激进主义在信访者中产生并获得迅速繁殖的社会土壤。一位因经济合同纠纷而上访遭受打击的信访者，就以《中国共产党的极端政治腐败》为题印制了大量的传单，其中称，“中国共产党当前的极端的政治腐败，没有资格继续成为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资格独霸国家政权！”表六就有53．6%的表示要“做点让干部们害怕的事”，87．3%的表示“跟贪官污吏拼个鱼死网破”。
二、改革设想
上述的调查和分析表明，目前我国的信访制度存在着重大的制度性缺陷并产生了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因此必须进行彻底而系统的改革。由于对现行信访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根源有着不同的认识，因此对信访制度何去何从也有不同的看法。
目前主流性观点认为，“信访的产生有着深层体制上的原因，在目前，相关改革还未到位，取消信访制度是无法做到的。而通过对信访立法改革信访制度则是目前一个较好的化解办法” ，而其基本思路要重新构建信访体系框架，整合信访信息资源，探索“大信访”格局，并通过立法统一规范信访工作，从而建立高效的信访监督监察机制，使信访机关这个曾经的“传声筒”变成了一个“实权单位”。具体来说，希望通过立法，明确有关部门在交办和督办过程中的法律责任，实行行政问责制，直接授予信访机构对办理机构人员处分的建议权，通过明确法律责任，防止置之不理。目前各地所进行的信访改革就是，一方面试图加强信访机构的权力；另一方面则是制定许多禁止性条款来规范民众的信访行为。
我认为，中国现行的信访制度的理念基础是驭民乃至人治,设立信访制度的初衷是建立一条民意“上达”的渠道，而不是民意“表达”的渠道。但这种制度已成为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现实，我们只有面对而不能回避。因此，要从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稳定的高度来认识对信访制度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并从政治体制现代化的视野来重新确定信功能目标和信访体制。具体来说，首先要重新确定信访的功能目标，即在强化和程序化信访制度作为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的同时，要把公民权利救济方面功能从信访制度分离出去，以确定司法救济的权威性。其次要改革目前的信访体制，可以考虑撤销各部门的信访机构，把信访全部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以加强系统性和协调性。再次，也是最为重要的是，要切实保障信访人的合法权益，对少数地方党政迫害信访者的案件要坚决查处。
目前可从行政、法律、政治三个层面考虑如何对信访制度进行稳妥而有步骤的改革。
（一），短期的行政治标之策是给各级党政部门减压和给信访公民松绑，以减小信访的规模和冲击性，维护社会稳定。
主要措施是：（1）中央减少对地方党政领导的压力，不按信访量给各地排名，取消信访责任追究制，不要求地方政府来京接访；（2）中央信访部门不再给省市开信访移办单；（3）不对信访公民的信访级别作特别的限制。（4）由信访地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因信访而发生的治安案件。
这样做的主要理由是：（1）减弱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降低群众对信访的预期，会迅速使一些信访案件平息，减少群众进京走访；（2）在中央的高压下，地方政府为了息访，对于信访公民不是收买或欺骗，就是打击迫害，从而诱发更多的信访案件。给地方政府减压，才能给中央减压；维护地方的政治权威,才能加强和巩固中央的政治权威。
（二），中期的法律治标之策是强化各级司法机关接受公民告诉、申诉及处理案件的责任和能力，由司法机关承办目前积压在信访部门的案件。
主要措施有：（1）由上级法院和检察院下派一级设立告诉申诉案件受理机构；（2）扩大诉讼受理范围，对关系到民众生活的案件可以考虑缓收、减收或免收诉讼费；(3)加强新闻媒体和社会力量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克服司法腐败；（4）司法机关对受理的告诉和申诉案件要在限期内给予答复；（5）由司法部门依法查处信访人迫害案件；（6）组织社会中介机构对群众告诉申诉进行法律援助；（7）增加司法机构的资源投入，并在制度上确立法院和检察院的重要人员和经费均由上一级法院和检察院管理和保障。通过树立国家司法机构的权威，可以把社会矛盾的解决引导到正规的司法渠道，逐步减少信访以及伴随信访的非制度化公民政治行动。
（三），长期的政治治本之策是撤销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信访机构，把信访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并系统地建立民众的利益表达组织。
主要措施是：（1）组织各级人民代表对本选区的重要信访案件进行调查和督办；（2）公布各级人民代表的联系方式；（3）建立全国信访网，并把一些重大问题的信访资料上网公示让民众评议。(4)允许社会各阶层建立利益表达组织，以法律允许的方式让他们通过集会示威等方式表达利益。这样做的好处是:（1）使各层级各选区的人大代表有了一项新的具体职责，他们有法律赋予的言论免责权和调查权，也有义务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并依据调查向成为信访对象的一府两院提出质询，直至向严重渎职、失职、甚至涉嫌违法犯罪的领导干部提出罢免动议。这样，不仅使信访工作获得一个权力主体，同时也使信访工作具备了应有的问责性，即向人民负责的特质；（2）将目前散存在各职能部门的信访资源合并到人代会将为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建设提供大量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政治资源，将为人民代表逐步专职化和与此相应的人代会逐步实质化创造资源和职责两方面的条件；（3）把信访集中到人大后，可以建立一套统一的科学的信访登记体系和检索体系，不仅可以准确统计信访量，而且可以节约大量的社会资源，克服目前信访公民盲目投诉、反复投诉、多方投诉造成的巨大资源浪费和政治信任流失。（4）最关键的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要容许各种社会利益表达组织的存在，只有让社会各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表达组织，才能产生一个利益相对均衡、社会相对和谐的现代社会。
来源：燕南网(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Monday, April 04, 2005
全球20个污染最严重城市 中国大陆占到16个
据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大气检测报告，中国空气污染问题近年日趋严重，目前世界上二十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当中，大陆占其中十六个，在空气污染下，中国儿童的健康受到严重的损害。每年2.3万儿童因患呼吸病死而死亡。
专家指称：北京就空气污染上正面临三「C」问题（汽车（Car）、煤（Coal）和建筑工地（Constructionsite），北京上空厚厚的?脏空气和三「C」密不可分。
北京大学医学部授潘小川指称，随二氧化氮浓度增加，当地罹患急性呼吸道感染的儿童人数正在不断上升，甚至出现致命的肺炎症状。 (博讯 boxun.com)
北京儿童医院副院长杨永弘明言，肺炎已是导致儿童死亡的头号疾病。
报道引述联合国在二○○二年报告中指出，因为空气污染的缘故，中国每年有两百万人因呼吸道疾病而死亡，而感染支气管炎的人数则高达一千五百万人。
据了解，中国空气污染严重，主因不但是因为八成的中国家庭和工厂依靠煤炭取暖供电以及排放大量尘污染，而且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中国汽车数量急剧增加，单是北京就已有两百万辆汽车，其中大部分汽车又使用从廉价石油中提炼的汽油，加剧了废气排放污染。
专家指称：北京就空气污染上正面临三「C」问题（汽车（Car）、煤（Coal）和建筑工地（Constructionsite），北京上空厚厚的?脏空气和三「C」密不可分。
北京大学医学部授潘小川指称，随二氧化氮浓度增加，当地罹患急性呼吸道感染的儿童人数正在不断上升，甚至出现致命的肺炎症状。 (博讯 boxun.com)
北京儿童医院副院长杨永弘明言，肺炎已是导致儿童死亡的头号疾病。
报道引述联合国在二○○二年报告中指出，因为空气污染的缘故，中国每年有两百万人因呼吸道疾病而死亡，而感染支气管炎的人数则高达一千五百万人。
据了解，中国空气污染严重，主因不但是因为八成的中国家庭和工厂依靠煤炭取暖供电以及排放大量尘污染，而且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中国汽车数量急剧增加，单是北京就已有两百万辆汽车，其中大部分汽车又使用从廉价石油中提炼的汽油，加剧了废气排放污染。
Thursday, March 31, 2005
一亩园、二龙路、三里屯 北京地名的数字掌故
当您查看北京市城区地图或乘坐公交车时，或许会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就是许多地名和站名由数字打头，如一亩园、二龙路、三里屯、四道口、五棵松、六铺炕等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无所不包，大约有200来个。这些地名由来已久，其中以元、明、清时期出现的居多。
以“一”打头的有海淀的一亩园、一棵松，朝阳的一间楼、一顷庄等。
以“二”打头的有东城的二里庄，西城的二龙路，海淀的二里沟、二龙闸、二里庄，朝阳的二道沟、二闸村、二堡子，丰台的二甲地、二老庄、二合庄等。
以“三”打头的有东城的三眼井胡同、三源胡同，西城的三塔村、三不老胡同、三里河、三座桥、三道栅栏，崇文的三元街、三转桥胡同、三川柳胡同，宣武的三福巷、三合里、三庙街、三井胡同、三富胡同，海淀的三义庙、三才堂、三星庄、三虎桥，朝阳的三里屯、三岔河、三间房、三丰胡同、三台山，丰台的三顺庄、三路居、三营门、三顷地等。
以“四”打头的有西城的四道湾、四井胡同、四环胡同、四根柏胡同，崇文的四块玉，宣武的四川营胡同、四平巷、四平园胡同、四胜胡同，海淀的四王府、四槐居、四拨子、四道口、四统碑，朝阳的四公村、四路居，丰台的四合庄、四顷村、四道口等。
以“五”打头的有东城的五道营胡同、五老胡同、五四大街，西城的五福里、五根檀胡同、五路通街，宣武的五道街，海淀的五棵松、五道口、五路居、五塔寺，五孔桥，朝阳的五路居、五斗村、五里沟，石景山的五里坨、五里店，丰台的五爱屯、五里店、五间楼等。
以“六”打头的有西城的六铺炕、六部口、六合胡同，海淀的六郎庄、六道口、六里屯，朝阳的六王村、六座屯、六里屯、六道口，丰台的六里桥、六营门、六圈等。
以“七”打头的有西城的七贤巷，宣武的七井胡同，海淀的七王坟，朝阳的七圣庙、七棵树，丰台的七里庄等。
以“八”打头的有东城的八宝楼胡同、八宝坑，西城的八步口、八宝胡同、八道湾、八个门胡同，崇文的八角胡同，宣武的八宝甸胡同，海淀的八宝庄、八家村、八里庄，朝阳的八棵杨、八里庄、八里桥、八王坟，丰台的八里河、八大排，石景山的八宝山、八大处、八角村等。
以“九”打头的有东城的九道湾，宣武的九湾胡同，海淀的九亩地，朝阳的九龙山、九江口、九孔闸等。
以“十”打头的有东城的十字坡，海淀的十方院、十王坟、十间房，朝阳的十里堡、十八里店、十里河、十里居、十字口村等。
以“百”打头的有西城的百万庄、百花深处、百代胡同、百子胡同、百户胡同，崇文的百果园，
宣武的百顺胡同、百合园胡同，朝阳的百子湾等。
以“千”打头的有东城的千福巷，西城的千竿胡同、千章胡同等。
以“万”打头的有西城的万年胡同、万明巷，宣武的万明路、万寿里、万福巷，海淀的万寿路、万寿寺、万泉庄、万泉河、万安里，朝阳的万家村、万红里、万子营，丰台的万泉寺等。
这些以数字打头的地名各有来历，不但历史悠久，而且涵盖宽泛，或有掌故，或有传说，或有趣闻，既有趣味性，又各具特色。综合起来看，这些地名的成因主要有六个特点。
1、由地标物而得地名，最初一些地名的产生多以林木、河湖等可见的地上标志命名，如“五棵松”因曾有五棵古松，人们常在此歇脚，地名由松而得。“九孔闸”因曾有一座九个孔的水闸，形成村落后，村名由闸而得。“四槐居”也是因曾有四棵古槐树，有人在此定居后便以四棵槐树而得村名。
2、由某一景观的面积大小或长短而得地名，“一亩园”是清代举行耕礼的地方，每年清明时节皇帝都象征性地在此进行耕种，以祈求五谷丰登，“一亩园”取“一亩三分地”之意，地名由田地的亩数而得。“二里沟”因曾有一条二里长的土沟，地名由沟而得。“四顷村”也是因曾有四顷耕地，后来有人在此居住，形成村落，村名由耕地的亩数而得。
3、由地形、地貌的特点而得地名，“八道湾胡同”因曲折多达八个弯，故此得名。“二龙路”因曾是玉河分支出的两条弯弯曲曲的河汊，形似两条巨龙，故此得名。“万泉庄”因地势低洼，泉水随地涌现，数不胜数，故此得名。
4、由古建筑而得地名，如“三虎桥”因有一座石桥，桥头有三只活灵活现的石虎，地名由桥而得。“四统碑”因曾有清初四块石碑，从东往西为姚公之碑、葛公之碑、席公之碑和乌里布公之碑，地名由碑而得。“万寿路”因北面不远处有一座明代建的永安万寿塔，简称万寿塔，此地由塔而得。
5、由甲乙两地距离而得地名，多是从某一城门到某地的距离，如“八里庄”因从阜成门往西行八里的地方，有个小村庄，故称的名。“十八里店”也是因距正阳门约十八华里而得名。“六里屯”因东至小牛房六里，西至唐家岭六里，因此而得名。这种以两地距离而得地名的在北京有许多，重名的也多，为了有所区别，往往在重复的地名前加上一个方位词，如称朝阳的八里庄为“东八里庄”，海淀的八里庄为“西八里庄”。
6、由纪念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位名人而得地名，如“五四大街”因纪念1919年发生在此地的“五?四爱国运动”而命名。“六郎庄”最早叫牛栏庄，相传北宋时杨六郎与辽兵交战受伤，曾在此村养伤，人们仰慕他的英名，所以把村子叫成了“六郎庄”。“三不老胡同”明代称“三保老爹胡同”，因著名的航海家郑和（三保太监）的府第在此，为纪念他而得地名，“三不老”实为“三保老”的讹称。
随着北京城区建设和改造迅速的加快，一些以数字打头的老地名已经是“名存实亡”，或被拆迁，或与其他地名合并，但其作为北京地域文化的一部分，有必要进行保护和研究，从而使人们更广泛地了解北京，认识北京，热爱北京。
以“一”打头的有海淀的一亩园、一棵松，朝阳的一间楼、一顷庄等。
以“二”打头的有东城的二里庄，西城的二龙路，海淀的二里沟、二龙闸、二里庄，朝阳的二道沟、二闸村、二堡子，丰台的二甲地、二老庄、二合庄等。
以“三”打头的有东城的三眼井胡同、三源胡同，西城的三塔村、三不老胡同、三里河、三座桥、三道栅栏，崇文的三元街、三转桥胡同、三川柳胡同，宣武的三福巷、三合里、三庙街、三井胡同、三富胡同，海淀的三义庙、三才堂、三星庄、三虎桥，朝阳的三里屯、三岔河、三间房、三丰胡同、三台山，丰台的三顺庄、三路居、三营门、三顷地等。
以“四”打头的有西城的四道湾、四井胡同、四环胡同、四根柏胡同，崇文的四块玉，宣武的四川营胡同、四平巷、四平园胡同、四胜胡同，海淀的四王府、四槐居、四拨子、四道口、四统碑，朝阳的四公村、四路居，丰台的四合庄、四顷村、四道口等。
以“五”打头的有东城的五道营胡同、五老胡同、五四大街，西城的五福里、五根檀胡同、五路通街，宣武的五道街，海淀的五棵松、五道口、五路居、五塔寺，五孔桥，朝阳的五路居、五斗村、五里沟，石景山的五里坨、五里店，丰台的五爱屯、五里店、五间楼等。
以“六”打头的有西城的六铺炕、六部口、六合胡同，海淀的六郎庄、六道口、六里屯，朝阳的六王村、六座屯、六里屯、六道口，丰台的六里桥、六营门、六圈等。
以“七”打头的有西城的七贤巷，宣武的七井胡同，海淀的七王坟，朝阳的七圣庙、七棵树，丰台的七里庄等。
以“八”打头的有东城的八宝楼胡同、八宝坑，西城的八步口、八宝胡同、八道湾、八个门胡同，崇文的八角胡同，宣武的八宝甸胡同，海淀的八宝庄、八家村、八里庄，朝阳的八棵杨、八里庄、八里桥、八王坟，丰台的八里河、八大排，石景山的八宝山、八大处、八角村等。
以“九”打头的有东城的九道湾，宣武的九湾胡同，海淀的九亩地，朝阳的九龙山、九江口、九孔闸等。
以“十”打头的有东城的十字坡，海淀的十方院、十王坟、十间房，朝阳的十里堡、十八里店、十里河、十里居、十字口村等。
以“百”打头的有西城的百万庄、百花深处、百代胡同、百子胡同、百户胡同，崇文的百果园，
宣武的百顺胡同、百合园胡同，朝阳的百子湾等。
以“千”打头的有东城的千福巷，西城的千竿胡同、千章胡同等。
以“万”打头的有西城的万年胡同、万明巷，宣武的万明路、万寿里、万福巷，海淀的万寿路、万寿寺、万泉庄、万泉河、万安里，朝阳的万家村、万红里、万子营，丰台的万泉寺等。
这些以数字打头的地名各有来历，不但历史悠久，而且涵盖宽泛，或有掌故，或有传说，或有趣闻，既有趣味性，又各具特色。综合起来看，这些地名的成因主要有六个特点。
1、由地标物而得地名，最初一些地名的产生多以林木、河湖等可见的地上标志命名，如“五棵松”因曾有五棵古松，人们常在此歇脚，地名由松而得。“九孔闸”因曾有一座九个孔的水闸，形成村落后，村名由闸而得。“四槐居”也是因曾有四棵古槐树，有人在此定居后便以四棵槐树而得村名。
2、由某一景观的面积大小或长短而得地名，“一亩园”是清代举行耕礼的地方，每年清明时节皇帝都象征性地在此进行耕种，以祈求五谷丰登，“一亩园”取“一亩三分地”之意，地名由田地的亩数而得。“二里沟”因曾有一条二里长的土沟，地名由沟而得。“四顷村”也是因曾有四顷耕地，后来有人在此居住，形成村落，村名由耕地的亩数而得。
3、由地形、地貌的特点而得地名，“八道湾胡同”因曲折多达八个弯，故此得名。“二龙路”因曾是玉河分支出的两条弯弯曲曲的河汊，形似两条巨龙，故此得名。“万泉庄”因地势低洼，泉水随地涌现，数不胜数，故此得名。
4、由古建筑而得地名，如“三虎桥”因有一座石桥，桥头有三只活灵活现的石虎，地名由桥而得。“四统碑”因曾有清初四块石碑，从东往西为姚公之碑、葛公之碑、席公之碑和乌里布公之碑，地名由碑而得。“万寿路”因北面不远处有一座明代建的永安万寿塔，简称万寿塔，此地由塔而得。
5、由甲乙两地距离而得地名，多是从某一城门到某地的距离，如“八里庄”因从阜成门往西行八里的地方，有个小村庄，故称的名。“十八里店”也是因距正阳门约十八华里而得名。“六里屯”因东至小牛房六里，西至唐家岭六里，因此而得名。这种以两地距离而得地名的在北京有许多，重名的也多，为了有所区别，往往在重复的地名前加上一个方位词，如称朝阳的八里庄为“东八里庄”，海淀的八里庄为“西八里庄”。
6、由纪念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位名人而得地名，如“五四大街”因纪念1919年发生在此地的“五?四爱国运动”而命名。“六郎庄”最早叫牛栏庄，相传北宋时杨六郎与辽兵交战受伤，曾在此村养伤，人们仰慕他的英名，所以把村子叫成了“六郎庄”。“三不老胡同”明代称“三保老爹胡同”，因著名的航海家郑和（三保太监）的府第在此，为纪念他而得地名，“三不老”实为“三保老”的讹称。
随着北京城区建设和改造迅速的加快，一些以数字打头的老地名已经是“名存实亡”，或被拆迁，或与其他地名合并，但其作为北京地域文化的一部分，有必要进行保护和研究，从而使人们更广泛地了解北京，认识北京，热爱北京。
Tuesday, October 12, 2004
China forecasts a slowing of inflation
Helen Yuan Bloomberg News Monday, October 11, 2004
SHANGHAI Growth in Chinese consumer prices is showing signs of slowing and will ease further in the fourth quarter because of stabilizing grain prices and a glut in most domestic products, a government department said.
.The government's measures to keep price increases from accelerating are working,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said Saturday on its Web site. Food prices in China's major cities were stable during the weeklong national holiday, which ended last weekend.
.The average grain price, already at its highest level since 1995, will be subdued by lower international prices, the commission said. Food costs such as meat, poultry and milk will stabilize following a stable domestic grain market, it said.
.China's inflation rate was at a seven-year high of 5.3 percent in August on rising food costs. Producer prices rose 6.8 percent from a year earlier, their largest increase in eight years, the Beijing-based statistics bureau said in September.
.The government has clamped down on lending to certain industries to damp an investment boom that it blames for power shortages, clogged transport networks and accelerating inflation. U.S. officials have said that China should raise interest rates and relax the yuan's peg to the U.S. dollar to help cool the economy.
.Excessive investment has spurred increases in energy, transport and housing costs. Yet 446 of 600 main products in China remained in oversupply, the commission said in the statement.
.Food prices, which account for about a third of China's consumer price index, jumped 14 percent in August, the statistics bureau said. Grain prices surged 32 percent, meat prices gained 24 percent and the cost of eggs climbed 30 percent, it said.
.Consumer goods prices rose 6.3 percent, service costs increased 2 percent and housing prices climbed 6 percent.
.Textile curbs sought in U.S.
.U.S. textile makers have aske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o limit increases in the import of cotton trousers from China, a Commerce Department spokeswoman, Mary Brown Brewer, said. The agency has 60 days to decide whether it will review the case and consider restricting Chinese imports.
.The textile makers' petition covers what was $280 million of imported goods last year and is the first of what the industry has promised will be dozens of trade complaints to prevent more Chinese imports when global quotas on textile and apparel expire at the end of this year.
.National Spinning, Milliken and other U.S. textile companies are warning that as many as 600,000 of the 700,000 American textile and apparel jobs will be lost next year. Once the textile quotas are eliminated, China will dominate the global trade in clothing, according to the 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and other analysts.
.Last year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limited the increase in imports of Chinese-made brassieres, robes and knit shirts to 7 percent a year. The specific China limits, called safeguards, were negotiated as part of that nation's acceptance in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 2001.
.Lloyd Wood, a spokesman for the industry, declined to comment. The U.S. industry has scheduled a press conference Tuesday to discuss its petitions.
.Apparel and shoe imports from China grew to more than $27 billion last year, a 50 percent increase from 1999. China will grow to supply 50 percent of U.S. clothing imports after the system ends, from 16 percent in 1995, the trade body said in an August report.
.Bloomberg News
SHANGHAI Growth in Chinese consumer prices is showing signs of slowing and will ease further in the fourth quarter because of stabilizing grain prices and a glut in most domestic products, a government department said.
.The government's measures to keep price increases from accelerating are working,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said Saturday on its Web site. Food prices in China's major cities were stable during the weeklong national holiday, which ended last weekend.
.The average grain price, already at its highest level since 1995, will be subdued by lower international prices, the commission said. Food costs such as meat, poultry and milk will stabilize following a stable domestic grain market, it said.
.China's inflation rate was at a seven-year high of 5.3 percent in August on rising food costs. Producer prices rose 6.8 percent from a year earlier, their largest increase in eight years, the Beijing-based statistics bureau said in September.
.The government has clamped down on lending to certain industries to damp an investment boom that it blames for power shortages, clogged transport networks and accelerating inflation. U.S. officials have said that China should raise interest rates and relax the yuan's peg to the U.S. dollar to help cool the economy.
.Excessive investment has spurred increases in energy, transport and housing costs. Yet 446 of 600 main products in China remained in oversupply, the commission said in the statement.
.Food prices, which account for about a third of China's consumer price index, jumped 14 percent in August, the statistics bureau said. Grain prices surged 32 percent, meat prices gained 24 percent and the cost of eggs climbed 30 percent, it said.
.Consumer goods prices rose 6.3 percent, service costs increased 2 percent and housing prices climbed 6 percent.
.Textile curbs sought in U.S.
.U.S. textile makers have aske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o limit increases in the import of cotton trousers from China, a Commerce Department spokeswoman, Mary Brown Brewer, said. The agency has 60 days to decide whether it will review the case and consider restricting Chinese imports.
.The textile makers' petition covers what was $280 million of imported goods last year and is the first of what the industry has promised will be dozens of trade complaints to prevent more Chinese imports when global quotas on textile and apparel expire at the end of this year.
.National Spinning, Milliken and other U.S. textile companies are warning that as many as 600,000 of the 700,000 American textile and apparel jobs will be lost next year. Once the textile quotas are eliminated, China will dominate the global trade in clothing, according to the 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and other analysts.
.Last year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limited the increase in imports of Chinese-made brassieres, robes and knit shirts to 7 percent a year. The specific China limits, called safeguards, were negotiated as part of that nation's acceptance in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 2001.
.Lloyd Wood, a spokesman for the industry, declined to comment. The U.S. industry has scheduled a press conference Tuesday to discuss its petitions.
.Apparel and shoe imports from China grew to more than $27 billion last year, a 50 percent increase from 1999. China will grow to supply 50 percent of U.S. clothing imports after the system ends, from 16 percent in 1995, the trade body said in an August report.
.Bloomberg News
China to Discuss Currency Policy With G-7 Nations
By Paul BlusteinWashington Post Staff WriterThursday, September 23, 2004; Page E01
China will participate in a special meeting with the Group of Seve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on Oct. 1, the U.S. Treasury said yesterday, an announcement that could herald Beijing's eventual membership in the elite economic club.
John B. Taylor, the under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said one major purpose of the meeting will be "high-level engagement" with the Chinese on their currency policy, which has become a politically charged issue in the United States.
Beijing's longtime policy of fixing its exchange rate at 8.3 yuan per dollar is viewed by many economists, manufacturers and labor groups as giving Chinese products an unfair price advantage in world markets, an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has come under criticism for failing to press the matter more aggressively.
Calling the meeting "a historic first engagement," Taylor said it will be held over dinner in Washington after a regular session of top G-7 policymakers on global economic issues. Jin Renqing, the Chinese finance minister, and Zhou Xiaochuan, governor of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will join counterparts including Treasury Secretary John W. Snow and Federal Reserve Board Chairman Alan Greenspan.
Asked whether the Chinese will be invited to future meetings or given full membership in the group, Taylor declined to rule either possibility in or out.
"The next steps will depend on how this meeting goes," he said. But he strongly indicated that more such meetings are likely, saying that they "are useful in making progress on economic reform" and that the currency issue "is a very natural one for the G-7 to discuss with China" given its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trade and finance.
With member nations that account for well over half the world'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the G-7 has often played an influential role in steering and coordinating global economic policy, though some contend that its importance has withered in recent years. It was launched in 1975 with five members --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Britain, Germany and France -- in response to the world oil-price shock. Italy and Canada joined later.
Follow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ussia was also invited to join the group's annual leaders' summit, which was re-christened the G-8. Russian officials also attend some of the meetings of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 though they do not participate in the sessions dealing with matters such as exchange rates. Russian officials will not attend the meeting with the Chinese, Taylor said.
Bringing China into the group -- at least the economic policymaking sessions -- is an idea that many analysts have long urged because of the enormous global impact of the fast-growing Chinese economy, the world's sixth largest. In an op-ed article published in the Financial Times in June, for example, Matthew P. Goodman, the recently departed head of Asian economic affairs at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rgued for bringing Beijing to the G-7 table to give the Chinese a greater stake in addressing matters of global concern, including the overheating of its own economy as well as its trade and macroeconomic policies.
Yesterday's announcement is a "significant step forward," said Goodman, now vice president at Stonebridge International LLC, a firm that advises corporations on global issues. "I would stress that it doesn't necessarily mean that there's already a decision taken to invite China to become a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group, but certainly that would be kind of a logical conclusion of this progression." Chinese officials have been attending some lower-level meetings with G-7 counterparts for quite a few months, he noted.
Goodman said he thinks the administration is partly motivated by politics because of the attacks that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candidate John F. Kerry, among others, have made on the White House for rejecting a tougher stance on the currency issue. "Treasury has very little to show" for its efforts to nudge Beijing toward changing its policy, "so they need to show they're engaging," Goodman said.
"But what this is really about goes back to the original reason for the G-5, managing the big supply shock of the day," Goodman said. "Arguably, China is the big supply shock in the world today, so to not have them in the room is a bit odd."
Defending the Treasury approach, Taylor said, "There is movement toward a flexible exchange rate," which China has said it would like to have. De-linking the yuan from the dollar would presumably allow the yuan to rise and make Chinese exports more expensive.
"They've been opening the banking sector, relaxing controls on capital movements. . . . These are all steps on the way," Taylor said, adding, "The best way to move toward that goal [of currency flexibility] is to have a meeting at this [G-7] level."
China will participate in a special meeting with the Group of Seve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on Oct. 1, the U.S. Treasury said yesterday, an announcement that could herald Beijing's eventual membership in the elite economic club.
John B. Taylor, the under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said one major purpose of the meeting will be "high-level engagement" with the Chinese on their currency policy, which has become a politically charged issue in the United States.
Beijing's longtime policy of fixing its exchange rate at 8.3 yuan per dollar is viewed by many economists, manufacturers and labor groups as giving Chinese products an unfair price advantage in world markets, an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has come under criticism for failing to press the matter more aggressively.
Calling the meeting "a historic first engagement," Taylor said it will be held over dinner in Washington after a regular session of top G-7 policymakers on global economic issues. Jin Renqing, the Chinese finance minister, and Zhou Xiaochuan, governor of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will join counterparts including Treasury Secretary John W. Snow and Federal Reserve Board Chairman Alan Greenspan.
Asked whether the Chinese will be invited to future meetings or given full membership in the group, Taylor declined to rule either possibility in or out.
"The next steps will depend on how this meeting goes," he said. But he strongly indicated that more such meetings are likely, saying that they "are useful in making progress on economic reform" and that the currency issue "is a very natural one for the G-7 to discuss with China" given its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trade and finance.
With member nations that account for well over half the world'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the G-7 has often played an influential role in steering and coordinating global economic policy, though some contend that its importance has withered in recent years. It was launched in 1975 with five members --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Britain, Germany and France -- in response to the world oil-price shock. Italy and Canada joined later.
Follow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ussia was also invited to join the group's annual leaders' summit, which was re-christened the G-8. Russian officials also attend some of the meetings of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 though they do not participate in the sessions dealing with matters such as exchange rates. Russian officials will not attend the meeting with the Chinese, Taylor said.
Bringing China into the group -- at least the economic policymaking sessions -- is an idea that many analysts have long urged because of the enormous global impact of the fast-growing Chinese economy, the world's sixth largest. In an op-ed article published in the Financial Times in June, for example, Matthew P. Goodman, the recently departed head of Asian economic affairs at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rgued for bringing Beijing to the G-7 table to give the Chinese a greater stake in addressing matters of global concern, including the overheating of its own economy as well as its trade and macroeconomic policies.
Yesterday's announcement is a "significant step forward," said Goodman, now vice president at Stonebridge International LLC, a firm that advises corporations on global issues. "I would stress that it doesn't necessarily mean that there's already a decision taken to invite China to become a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group, but certainly that would be kind of a logical conclusion of this progression." Chinese officials have been attending some lower-level meetings with G-7 counterparts for quite a few months, he noted.
Goodman said he thinks the administration is partly motivated by politics because of the attacks that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candidate John F. Kerry, among others, have made on the White House for rejecting a tougher stance on the currency issue. "Treasury has very little to show" for its efforts to nudge Beijing toward changing its policy, "so they need to show they're engaging," Goodman said.
"But what this is really about goes back to the original reason for the G-5, managing the big supply shock of the day," Goodman said. "Arguably, China is the big supply shock in the world today, so to not have them in the room is a bit odd."
Defending the Treasury approach, Taylor said, "There is movement toward a flexible exchange rate," which China has said it would like to have. De-linking the yuan from the dollar would presumably allow the yuan to rise and make Chinese exports more expensive.
"They've been opening the banking sector, relaxing controls on capital movements. . . . These are all steps on the way," Taylor said, adding, "The best way to move toward that goal [of currency flexibility] is to have a meeting at this [G-7]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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