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不如打麻将

　　

　　作者：中医掘墓人

　　中医的核心理论是阴阳、五行。阴阳、五行相生相克，貌似蛮有道理的。我
说阴阳五行还不如打麻将的理论靠谱，和剪刀石头布、老虎鸡虫杠子差不多。

　　阴阳五行理论只是古人对自然现象的肤浅认识和归纳总结。人有男女，但是
还有同性恋、阴阳人，有的生物雌雄同体，有的生物性别可以随意转换，有的生
物甚至有三种以上性别，这些都是古人无法认识到的。

　　五行相生相克，其实根本站不住脚。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
克水。反例如下：土常常用来灭火，所以土克火；火可以让水蒸发，所以火克水；
火可以烧焦土壤、木材，所以火克土、火克木；水让金属生锈、让土壤流失，所
以水克金、水克土。

　　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树木生长少不了土壤、水、金
属盐、太阳光，所以好像其他的四行都是为“木”服务的了。

　　任何科学理论都是经过无数次的修正、补充、完善，阴阳五行如果修正、补
充，就能成九阴九阳、100行，倒是暗合金庸大师的理论，呵呵。但是中医没有
勇气修正他们的核心理论。

　　我说阴阳五行和剪刀石头布、老虎鸡虫杠子差不多，马上就会有中医粉丝跳
出来说：阴阳五行有六个东西，剪刀石头布、老虎鸡虫杠子只有三、四个东西，
所以不如阴阳五行权威。那么打麻将呢？麻将有108个东西，包含东南西北、万
饼条，规则、内涵、应用都远远超过中医的核心理论。

　　牌九和中医比较起来更是了得！足以让中医望而生畏、自叹不如。牌九包含
32个东西。天牌，象征天候的二十四节气。地牌，象征大地东南西北4个方位。
人牌 ，象征仁义忠信、礼廉耻智、是非羞恶、恻隐辞让十六项为人道。所以牌
九几乎包含了宇宙、人类所有的精髓，远远超过阴阳五行。

　　所以说学习中医纯属浪费时间，只会让人变得目光狭隘，不如好好学学打麻
将、推牌九。

常用中成药的真相——排毒养颜胶囊

·方舟子·

【标明的成分】

大黄、枳实、芒硝、西洋参、白术、青阳参、小红参、肉苁蓉、荷叶。

【声称的功效】

益气活血、通便排毒。用于便秘、痤疮、颜面色斑。

【真相】

排毒养颜胶囊实际上是一种泻药，其泻下成分为大黄、芒硝。

芒硝是一种矿物，主要成分为硫酸钠。内服水解后产生大量的硫酸根离子，
不易被肠粘膜吸收，存留在肠内形成高渗溶液，使肠内水分不能被吸收，肠内
的容积增大，刺激肠蠕动而致泻。大黄致泻的机制则与芒硝不同，因其主要含
蒽醌、二蒽酮类及其衍生物，能刺激肠道神经丛，促进肠蠕动。

经常服用泻药反而能够引起药源性便秘。这是因为习惯了用泻药通便，会
减弱直肠反射的敏感性，以后即使有粪块进入直肠，也不足以产生导致排便反
射的神经冲动，就造成了便秘。2003年，有北京消费者以长期服用排毒养颜胶
囊导致继发性便秘，消费者知情权遭侵犯为由状告生产商[1]。

动物实验中，给大鼠饲喂大黄提取物3～9个月，引起甲状腺腺瘤样改变
（即可发生癌变）、肝细胞退行性变化、肝静脉淤血、胃贲门上皮细胞肥大增
生[2]。

长期服用蒽醌类泻药可致肝硬化和电解质代谢紊乱[3]，是导致结肠黑变
病的主要原因[4]。

大黄所含蒽醌成分具有肝毒性，能对肝脏造成损害。临床上，有乙肝患者
因为服用含大黄的中药，导致病情加重，因败血症和多种器官衰竭而死亡的报
道[5]。

大黄所含蒽醌成分也具有肾毒性，在动物实验中，能导致大鼠肾小管上皮
细胞的肿大和变性[6]。

有报道称，感冒患者因误服排毒养颜胶囊，导致严重腹泻差点脱水休克[7]。

2005年1月19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2004年第5期违法药品广告
名单，其中包括排毒养颜胶囊。2008年1月21日，北京市药监局发布近期主要平
面媒体药品广告监测结果，排毒养颜胶囊属擅自篡改审批内容发布违规药品广
告。

【文献】

[1] 新华社2003年9月21日《专家提醒：便秘者不可长期服用排毒养颜胶囊》
[2] 中药大辞典，上海科技出版社，1986:105
[3] 陈琼华，新医药学杂志，1974, (5):34
[4] 郑少江等，中国热带医学，2004, 4(3): 400
[5] Yuen MF et al, Aliment Pharmacol Ther. 2006, 24(8):1179-86
[6] Yan M et al, J Ethnopharmacol. 2006, 107(2):308-11
[7] 新华网2004年8月30日《假、劣药致人伤亡案件频发 凸显用药安全危机》

谈谈名医——老布

　　作者：X

　　前回说了老头儿，这回接着说说老头儿的徒弟老布。

　　刚进波士顿的实验室就吃了一惊：墙角一个不起眼的液氮罐里，存放着好几
百个脑肿瘤的样本！我刚刚离开的那个地方也在从事同一个方面的研究，实验室
位于西部一个大城市里的大医院，老板可算是这个领域里的权威泰斗，可是在我
刚刚完成的那项研究中，我们先倾家荡产地抖空了本家库存的老底（也就十来份
样本），然后又打着老板的旗号在满城各家医院里求爷爷告奶奶地折腾了大半年，
这才凑齐了三十份肿瘤样本。而这里，这好几百个样本，可是做科研的一份无价
之宝呀！

　　没过几天，同事便介绍我认识了老布。那几百个肿瘤样本，都是老布亲手切
下来的。

　　老布五十出头，温文儒雅而少言寡语。我们时常聚会时，他多半是安安静静
地坐在旁边听别人高谈阔论，或者专心致志地看着自己的那双手。

　　老布平均每星期要开四次刀，有时一天就有两台手术。他常常将手术安排在
清晨六点：脑子里动刀子的事情，手术越早，医生白天陪伴观察的时间就越长；
万一有什么问题要处理，最好是医生就在近旁而不要从被窝里爬起来再赶来医院，
老布如是说。

　　老布在业内的名声极其响亮，在我从事研究的这一种脑肿瘤方面被公认为是
世界上最好的几把刀之一。有一次参加一个业内的学术会议，一位来自欧洲的脑
外科医生发言总结了他所在的一家大医院二十余年来用手术治疗这种肿瘤的情况，
其中提到有多少多少例后遗症、多少多少例后发症、多少多少例并发症，等等。
坐在我身边的那位南方一所著名大学的专科主任不屑地撇了撇嘴，小声地对我说：
“扯淡！如果是老布动的手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这些症都不会发生！”

　　后来我将此事告诉一位和老布共事了二十多年的同事。她笑了一笑，说道：
“老布呀，他闭着眼用刀尖轻轻地触摸几下，就能够感觉得出哪儿是瘤子、哪儿
是正常组织。”我听了这话，对“炉火纯青”这四个字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类似的对老布的评价，我后来又听到了若干次。在这一种脑肿瘤方面，咱们
这家医院有着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临床治疗中心，病人不辞辛劳从地球的各个角落
来求医，这其中，老布的这一把刀功不可没。

　　做医生做到这份上，各位看官大概会想，这老布，搁哪儿都肯定早已是大牌
教授了。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后来要和老布合作申请基金，看到了老布的简历，
才发现老布只是一个助理教授！想不到吧？因为老布只发表过四十篇文章左右
（虽然都在业内非常好的期刊上），没有独立的科研实验室，在手术方面又没有
重大的技术创新，所以，在哈佛要成为副教授还不够格。

　　如果老布看到这里可能会笑了。治病救人，功德无量，又拿着四十几万的年
薪，那副教授，不做也罢。

可耻的“专家”，可悲的国民

　　　张功耀　　科学是唯一性的，没有东方和西方之分，也完全不存在什么“民族性科学”和“地方性科学”。如果像某些“专家”所说的那样，存在所谓“民族性的科学”，则中国56个民族就可以有56种不同的科学；俄国113个民族，就可能存在113个不同的科学。美国的民族多样性是全世界最突出的，可是，美国只有一种科学。我想，没有比这更具有常识性的了。　　众所周知，中国属于东方，却并不代表东方。就东方文明古国对世界科学史的贡献来说，在古代科学方面，中国远远比不上埃及、印度、伊拉克、叙利亚、以色列、土耳其、巴勒斯坦；就现代科学来说，中国也比不上以色列、日本、印度、巴基斯坦、韩国和土耳其。可是，我国的某些“专家”为了表现自己的“爱国主义”，讨好国内某种不良情绪，不顾国际影响，一再独占性地滥用“东方”的名义来标榜自己，欺骗世人。　　如果这些自欺欺人的胡编乱造和自我标榜仅仅是为了表明他们是一个“爱国的专家”的话，那倒无所谓。谁愿意为“爱国主义”的假面具买单，谁掏钱去。可是，如果他们说出来的话可能为害人民的生命安全，则任何人都应该站起来,给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最近，我看到两个“专家”发表的言论。他们使我毛骨悚然，也使我倒抽了两口冷气！　　一个“专家”鼓吹说，有些中药的确是有毒的，但是，中药有“自己独特的配伍理论”，依照这些配伍方法去做，就可以把一些中药的毒性消除掉。至于这些“配伍”能不能消除这些毒素，他不允许别人怀疑，更不允许用“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实验检验，却一再以威胁的口吻强词夺理地说：“这不需要西方科学证明”。言外之意，他说什么，你就得信什么。不然的话，轻则是你“不懂中医”，“受了科学主义的毒害”；重则给你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总之，他要用谎言杀人，是不允许世界上有揭穿其谎言的任何企图存在的。　　另一个“专家”更加不要脸，也更加没有人性。他这样告诉我们的老百姓：中药在“西方科学”标准来看是有毒的，但是，在“中国科学”（这位专家捏造出来的术语）标准来看则是无毒的，对待中药的毒性，不能用“西方科学”标准来衡量，而应该按照“中国科学”标准去衡量。至于为什么中毒都有“西方标准”和“中国标准”，那也是“不容置疑”的。因为他是代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专家”，他说什么，你就得信什么。谁不信，马上就会棍子遍地打，帽子满天飞，给你来一个从上到下的集中声讨！　　我这个人是不信邪，也不怕集中声讨的。我鼓励所有的读者都不要信邪：鬼不要怕，神不要怕，棍子不要怕，帽子不要怕，谩骂不要怕，声讨不要怕，打压不要怕，“权威”不要怕，“专家”不要怕，学阀不要怕，至于那些学术小流氓和愤青小混混，直接地就可以目空他们！不用说那些看上去不可一世的学术小流氓和愤青小混混，除了一个空空如也的皮囊之外，身上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就是那些江湖气息浓厚的“大专家”、“大学者”、“大教授”、“中医泰斗”、“科学文化人”，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只要你勇敢地撕开他的皮囊，露出来的多半是在淤泥中沤了好几年的草包。　　比如说，按照这后一个“专家”所鼓吹的奇谈怪论，鸦片用“西方科学标准”判断属于毒品，按照“中国科学标准”判断可能就属于“福寿膏”了。这样的“独立见解”究竟价值几何，难道我们不清楚，还要那些披着“看家狗”外衣的“豺狼专家”来点拨我们吗？　　我不知道我们中国究竟还有多少人相信这些泯灭人性、残害生命的“专家言论”。但是，我断言，所有那些相信并且实践这些“专家言论”的人，绝对要被毒害致死，无一例外！　　你看，这些“爱国的专家”多么可耻！试想一下，这样荒唐透顶的言论如果不被揭露和批判，我们中国要为之付出多少人命？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么？　　然而，可耻只是意味着“专家”的霸道与混账。并不是任何一个可耻的人都会给我们中国带来社会悲剧。可耻的“专家”要在中国造成社会悲剧，还要有一批愚昧的国民。非常令人短气的是，中国竟然真的不乏迷信“专家言论”的国民。他们不知道自己处境有多危险，也完全不知道那可耻的“专家”是在用谎言欺骗他们，却愚昧地亲身实践着那些“专家”言论。　　其实，有毒就是有毒。药物的毒性不可能依据“东方科学标准”和“西方科学标准”而有丝毫的不同。这就是说，药物的毒性作用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作用。当一种药物可以对流浪汉产生毒性作用的时候，它也绝对会对“专家”和“权威”产生相同的毒性作用。——如果不信，所有的“专家”和“权威”都可以亲自试试！同样道理，当一种药物可以对西方人产生毒性作用的时候，对中国人也照样会产生相同的毒性作用。当完全中药配方的龙胆泻肝丸，和同样完全中药配方的减肥茶，毒死了成百上千的比利时人、英国人和中国人之后，关于中草药毒性的“中国科学判断标准”和“西方科学判断标准”的争论，实际上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　　必须承认，不是所有有毒物质都不能用于医学。但是，医学在使用有毒物质的时候，必须事先要有一种清醒和自觉。熟悉医学科学的人知道，有些药物的毒素是可以通过健康的肾脏和肝脏代谢出体外的。这是我们可以安全使用某些有毒元素治病（如使用抗生素消炎）和缓解疼痛（如使用吗啡镇痛）的科学依据所在。非常不幸的是，绝大部分中草药的有效成分和毒性成分，至今不明确，因而也还没有可行的解毒方法。什么绿豆解巴豆毒，羊血解勾吻毒，人屎“解诸毒”，狗屎“解一切毒”，全都是骗人的鬼话。更有甚者，绝大部分中草药的有毒元素，能否被代谢出体外，也还没有得到可靠的证实。因此，中草药的毒性成分很容易在人体中形成残留和累积。也正因为这样，中草药除了可能引起急性中毒之外，还经常发生慢性中毒和遗传性中毒。这已经是自我标榜为“东方科学”的中医所掩盖不了的了。　　在我们中国，至今生活着一大群可耻的“专家”，也生活着相当多可悲的国民。可耻的“专家”不断麻痹着可悲的国民。这是我国当前一个严酷的社会现实。我们只有撕开那些可耻的“专家”的假面具，才能唤醒那些麻木不仁的国民。为此，我呼吁一切有良知的学者都起来，勇敢揭去那些可耻“专家”的假面具，醒万民于不智不悟自贱自残！

对陕西省林业厅宣传中心主任关克关于华南虎照片文章的评论

Yush

　　【陕西省林业厅宣传中心主任关克在新浪BLOG发表文章《对周正龙拍摄野生
华南虎的情景还原》，对华南虎照片涉嫌造假事件进行了回应。本人原在关先生
文章后发表评论。现因关先生已关闭博客评论，特整理后在新语丝发表。】

　　关先生解释说，老虎头顶上的那片倍受质疑的树叶“横在老虎的正前方并且
靠近镜头，显得更大”。但从您发到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照片看，在不同的拍摄角
度和距离下，那片大树叶与老虎的相对大小和位置一直不变，总在老虎头顶上。
因此，您的解释显然不能令人信服。昆明所的网页已被删除，但网上多有转载，
例如：http://www.g-lens.com/page/album_detail.asp?album_id=1646

　　关先生还根据拍摄参数估算出16∶38∶28拍摄的第一张华南虎照片的“拍摄
距离应该在20米左右”。这个估算也有问题。

　　您提到，这张照片“进行局部裁剪之后，提供给新闻发布会并广泛流传”。
继您之后“媒体第一个独家采访周正龙的记者”、转载了您这篇文章的华商报记
者衡国良在2007年10月22日的报道《西安市公安局人员：华南虎图片没有造假迹
象》中，也提到新闻发布会上提供给媒体的图片“只是裁剪后两图像素发生了变
化，裁剪后图片的色阶做了调整”。衡记者发表的博客文章《华南虎，真的？假
的？纸的？》中更是提供了“2007年10月18日《华商报》一版报样（局部）”的
剪裁示意图，并提供了“原图数据和裁剪后的图片数据”等照片。从您和衡记者
的描述，可知网上流传的像素大小为834X570的图片（见
http://www.xlogit.com/xysupload/2tiger.jpg）是从原始照片中直接剪裁的，
只经过适当PS处理，未进行缩放。根据这张剪裁后的图片和拍摄参数，可以直接
计算拍摄距离。

　　根据成像公式“1/物距 + 1/焦距 = 1/像距”及物距远大于像距，可得“像
距 ≈ 焦距”。又根据“物大小/物距 = 像大小/像距”，得到“物距（即拍摄
距离） ≈ 物大小 * 焦距 / 像大小”。

　　Canon EOS 400D分辨率是3888X2592，CMOS传感器尺寸为22.2mmX14.8mm，照
片拍摄焦距为35毫米，则照片上虎头宽度（像大小） = 约160个像素 / CMOS水
平分辨率3888 * CMOS宽度22.2毫米。按虎头宽度（物大小）0.3米计算（华南虎
雄性头部最长径318～343毫米，雌性头部最长径273～301毫米），则拍摄距离
（物距）≈0.3*35/(160/3888*22.2)≈11米。同理，如果按关先生所说的老虎头
顶树叶长20厘米（对应水平方向140个像素）计算，则拍摄距离
≈0.2*35/(140/3888*22.2)≈9米。

　　其实，计算出来的这个拍摄距离恐怕也存在问题。根据您的描述，这应该是
拍摄距离最近的照片之一。另据您所述，16∶39∶59闪光灯亮了、“机位略低，
稍微偏左一点”的那张照片，“眼睛部位的反光非常明显”、“林间闪光照明效
果十分明显”。实际上，Canon EOS 400D的内置闪光灯闪光指数为13（感光度
100时，以米为单位），按照片拍摄参数光圈F5.0、感光度400计算，闪光有效距
离仅为5.2米（闪光指数 / 光圈 * sqrt(感光度/100) ）。上述计算出的10米
左右距离，闪光灯力不能及，更别说您估算的20米左右了。

　　要澄清华南虎照片的真假，其实很简单。根本不需要您所说的“历史会还他
清白”，您现在就能做到：公布一张老虎头顶没有树叶覆盖的照片，或公布一张
你们现场勘测时拍摄的原在老虎头顶的树叶的照片，或公布一张老虎姿势或表情
与现已公布的大约10张照片不同的照片。不要说什么您“没有权利在这里配发这
组珍贵的原始图片”，或者“截屏拍摄，不适合进行科学鉴定”。您完全可以发
个翻拍的、或“截屏拍摄”的，就像您当初发到昆明动物研究所的那些照片。我
相信这破坏不了您所尊重的拍摄者的“意愿”和“合理期望”。

　　这是我作为一个始终关注该事件的网友的“意愿”和“合理期望”。我相信
也是更多的其他网友的“意愿”和“合理期望”。

也扯扯科学，哲学与价值观

　　
　　Crucify
　　最近两周新语丝上开始讨论"需不需要"哲学这么个深奥的问题了，一来二去好不热闹。忍不住也凑个热闹。　　这个问题要是仔细想想，其实很难，因为光说明"哲学"是个什么东西就够费劲的了。但正如我们也找不到"科学"的全面而明确的定义，却也并不影响我们非哲学专业人士（我想大多数应该是）愉快的讨论。
　　太簇先生的观点，大概是说哲学虚无缥缈，不但浪费人的生命和脑细胞（太簇所称的认知带宽），还搅乱人类的思想，乱指导人类生活。
　　其实"浪费"人的生命和脑细胞的事，多得去了，吃喝玩乐琴棋书画之类，相对而言哲学还是很高雅的。总不能要求大家全去搞科学吧。也大可不必为哲学系的学生"担忧"。
　　说到扰乱思想，乱指导生活，我想这不能说是哲学家的责任。某种哲学观点的兴盛，有其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哲学家是社会的镜子，比常人敏感罢了。随着社会变迁，会看到种种主义的兴衰。说到底这是人在大环境下的选择，而不是某个哲学家或某个哲学观点的责任。不然为什么同样的观点这个时代兴那个时代衰呢。
　　那我们能不能不要用这些杂七杂八的哲学，就用科学指导我们的人生呢？随便想想就知道，面对诸如该投敌还是就义，该工作还是享乐，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想用科学解答是是十分困难的乃至不可能的。
　　为何无法解答，我想，　　一，科学知识是有限的。科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不知为不知，面对现在不太知的领域比如人的精神，创造力，审美等问题，难道我们就只能因为害怕被别的理论（比如哲学）指导错了而在原地一动不动了？我们还是得给出"答案"，即使以后用科学看来是错误的。人就是这么一路走来的，也将这么走下去。
　　二，人是自由的，多样的。这不是什么信仰，至少在现在是个事实。世界上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多种多样，我想这也是有利于进化的。单一的价值观不可想象。这点paradox在《科学与价值观》里说得很多了。科学能告诉我们做了什么会有什么后果。可是该不该这么做，这是人基于价值观的选择。如果你相信人对价值观的选择是无法用科学确定的话，也就无从确定他的选择。从而很多问题科学无法帮你选择。人是自由的还意味着人可以摆脱生物的本能，比如有人就不繁衍后代。我们可以根据科学观察得出：人活着是为了繁衍后代，传播基因，这个结论。但从这个结论无法得出"我"活着就"该是"繁衍后代，传播基因这个价值观。
　　只要科学还有许多无法回答的，而人们通过自省就能认识到的问题，并且人的价值观又是如此多元，出现类似哲学的种种理论，并且这些理论还相互矛盾，并不奇怪。随着人类发展总会蹦一些新的问题，比如世界大战，核危机，量子理论，全球变暖，从而随之又出现些新的哲学观点，这很正常。哲学说到底几千年研究的东西基本没有变，就是寻求关于我们自身的一些问题的解答（关于存在，意识，认识，意义之类。当然古代还有些关于元物理的东西，随着科学的发展早就被人们抛弃了），变的是哲学家认识和研究这些问题的方法，随着科学的发展，可解答的关于我们自身的问题越来越多，哲学研究的范围必然会越来越小。如果有哲学家还想要继续瞎掺和那些科学已解决的问题，对之迎头痛击那是应该的。
　　需要哲学么？或者哲学有用么？哲学好么？我想对个人而言，这种问题本身就不是个科学的问题，而是个价值观的问题，每个人会有自己的答案。举个极端的例子，亚马逊的土著人不要说哲学了，他们甚至可以说他们不需要科学，他们语言里就没有科学这个词语。
　　那么对社会而言呢，社会就更奇怪了，社会还需要"风水"，需要"宗教"，需要"妓院"，需要各种满足人欲望解决人烦恼的东西。人们心中想象的纯粹的理想的社会往往实际上恐怖如老大哥眼皮下的社会。当然，我们能用科学的态度制定法律，权衡利弊，用科学事实去否定那些骗人骗钱的玩意儿。但这里头目前无法用科学确定的东西仍是很多很多的，许多时候也只是摸着石头过河，往往蹦出个哲学指导下，就是政客手里的工具罢了。
　　其实关于哲学要不要，死没死，好不好这些个本身就是带着浓厚哲学味的大而宽泛的问题，我们大可不用费神去想，真要想说不定会把自己也想成哲学家。该担心的自然是那些哲学家自己。
　　但如果某些哲学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具体"指导"有问题有错误，大声说出其错误，这是我们该做的。比如方舟子，赵南元他们反击某些科学哲学家的错误论调，都是具体问题有得放肆得具体说来，我想这才比较有意义。

中国的很多事情都只是看起来很美

文章提交者：曾颖 加帖在 原创评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刚过去的九月让人莫名地想起一部电影——《看上去很美》，因为这个月里，确实有很多看起来挺美的事情进入公众眼界。

　　央企要上缴红利了！烟草企业及国资委监管的155家中央企业将从10月起陆续向财政部上缴总额约170亿元人民币的企业红利。媒体纷纷欢呼：央企不向政府分红的历史将终结！

　　投资分红，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就如同吃饭必须拉屎借钱一定要还一样，是常识。为什么这条仅仅回归了常识的新闻，会引起大家非同寻常的欢呼和反响呢？这可能就是因为里面曾经有太多的反常东西存在，包括某些央企反常的垄断身份，及其员工反常得吓人的薪酬标准等，是否与此有关系呢？另有论者认为，仅2006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1.2193万亿元，税后利润达6252亿元，向国家缴的170亿红利，虽不说是九牛一毛，但九牛一腿应该算得上。这种聊胜于无的分法，其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意义。但不管怎么说，有一个好的开头，总是值得激动和鼓励的。

　　与央企红利这个有点专业化的高端问题相比，教育部近日颁布的《中小学学生学籍信息化管理基本信息规范》让更多人兴奋，媒体将其解读为“中小学生学籍全国统一管理，逐步与户籍脱钩”，而更多因为户籍问题影响儿女读书的人，则更是从中看出了一些希望。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说：“全国实现统一的学籍管理后，学校教育实现对接，农民工子女无论到哪里，都可以及时、便捷地进入学校就读。择校就学等问题也将有所反映并得到进一步控制。”和大多数利好的政策一样，此项政策受公众欢迎的程度与执行的难度成反比。而两者这间的距离，将需要大量的财力与物力来填平。

　　楼梯响了很久的“倒按揭”保险业务于9月15日有了最新信息，幸福人寿已通过中国保监会的审批，成为首个主营“以房养老”业务的保险公司，计划10月正式挂牌营业。“倒按揭”也被称为“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或“以房养老”。有产权房的老年人可将自己的房屋产权抵押给专门运营这项业务的机构，按月从该机构领取现金养老。投保人既可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又能将房产提前变现用于养老，按当下的计算方式，百万房产每月可得近万元。这无疑是9月以来听到又一个值得称道的好消息，面对老龄化危机的来临，很多商家和机构都开始有针对性地开发更多的新型业务，以便于那些已为社会尽完义务的老人们安度晚年。但这项业务的开展，受制于诸多的法律、政策和文化习俗因素，它是否合乎中国的国情，还有待时间去检验。

　　临近中秋的时候，国防科工委宣布：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已进发射场，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在年底前就会发射升空，一个带着中国人千年美好传说和强国梦想的新传奇即将拉开，很多人为这条小小的不起眼信息，而激动得恨不能将钟表的时针变成秒针了。

　　在九月里，还有一件美事值得说道说道：国家统计局18日发布信息称，过去五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翻了近一番。人均国民总收入在世界的位次由2002年的第132位上升到2006年的第129位。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的位次已由原来的第6位跃居第4位，按照世界银行划分标准，中国已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但在兴奋之余，我们也有必须谨慎地看到：按世界银行“家庭年收入5.37万至16万元、个人年收入3.4万至10万元”的标准，目前我国的中等收入者家庭人口仅有1亿人，占总人口的7%左右。我国还有多少家庭还处在低收入状态？相信具备小学一年级以上算术水平的人都知道答案。因此，这个很美的消息，也还是需要时间去填补无限的内涵。

　　国人一度视为现代化美景的遍地跑汽车场面，在本月遭遇到考验。9月22日，首届中国“公交周及无车日”活动在全国108个城市展开，建设部官员表示：“开展无车日一天，全国可节省燃油3300万升，减少有害气体排放约3000吨，并有数百人免受交通事故伤害”。与此相关联的，是深圳在9月21日披露拟对特定时段驶入特定区域的小汽车征收专门费用。几乎同时，上海交大拟对外来车辆每小时收费10元。全国各地时有类似信息见诸报端。一时间，汽车突然成了斗争对象了，从小康标志到罪魁祸首，汽车从天上掉到地上的速度也实在太快了些。但问题就在于，这种情绪，大多仅停留在媒体的时评版和众人口中，而“无车日”这天路上车潮汹涌的场景，才是人们对汽车的真实态度。

　　在这个九月里，一位落马的贪官的悔过书，也没有经住时间的考验。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正厅级）张绍仓涉嫌贪污落马，在庭审中，他像很多受审的腐败分子一样含泪念了自己写的长达4页的悔过书，三次说出“后悔”二字，恳求法庭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但人们发现，这封看似真诚的悔过书，和媒体披露过的某贪官的悔过书，如同孪生兄弟一样，只在局部细节上有一些调整。这，这也太丢眼镜了吧？

　　说起丢眼镜，我们得请出本月最大的眼镜杀手，这便是在网上闹腾得快要爆炸的“彭宇案”，据《现代快报》报道:南京一男子彭宇称因搀扶摔倒的老太太,反而被告上法庭。9月5日,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彭宇被判赔45876元。判决书称“彭宇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的人,从常理分析,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医院”。 这条新闻不仅谋杀了无数眼镜、内存条和时评作者脑髓的新闻，使一条看上去很美的见义勇为事件，变成了一笔糊涂账，金陵自古有葫芦僧乱判糊涂案的传说，如今想来也并不是全无依据啊！

　　总的说来，刚过去的九月确有许多看上去很美的元素，希望在经历了光阴的淘洗之后，它会更加美丽。
　　

法的精神之邓子滨专栏

法的精神之邓子滨专栏　　
　　
　　据《浙江日报》报道，今年5月，浙江湖州一小偷行窃时被抓获，遭失主等3人群殴。小偷无处可逃，只好跳入河中。但因体力不支开始下沉，失主未想办法去抢救。日前，失主等3人被当地检察机关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

　　古往今来，见义勇为都备受褒扬，对那些急公好义者，我们总是怀着崇敬之情，甚至希望自己也是那个不忘沟壑的人。但是，如果提倡者只是笼而统之地提倡，而不向公众作详细的解说，那就是对公众不负责任，因为在他们“追”死坏人的时候，会突然面对不曾预想的法律后果。其实，“见义勇为”四字，字字都不简单，连缀起来，更是一件复杂的事情。

　　什么是“见”？看到的不一定就是真实，当我们顺着“站住”、“抓坏人”的喊声追上去时，别忘了大师马三立的相声，大家围追堵截的是一个“调完级了，不请客”的家伙。

　　何谓“义”？虽说仁义公道自在人心，但在现代社会，“不义”往往指违法犯罪，对此，我们的判断并不总是准确无误。生活中确有帮坏人打“便衣”的情况，也真有女贼利用热心人金蝉脱壳的事例。

　　什么叫“勇”？勇不意味着草莽和扩大事端，更不意味着无谓的牺牲。要讲究力量对比，要考虑双方互动可能造成的对抗升级和手段失控。而这一切，猝然之间很难判明。许多小贼被追“急”了，逃跑变成了逃命，以致铤而走险，伤人害己。

　　怎样去“为”？对于正当防卫或者抓捕现行犯，法律虽然给了较宽的尺度，但绝不是全面豁免。防卫过当，故意杀伤，都可能踏入刑法的领域。至于这个“为”的底线，法庭上都争得面红耳赤，法学教授也智者见智，普通公众更难把握行为的适当限度。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殴打已经束手就擒的坏人，绝不是防卫，绝不是抓捕，而是故意伤害，见义勇为者由此沦为犯罪人。请别误解，我不是反对见义勇为，只是希望人们知道它的法律意义，知道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可能带来某种法律上的义务。

　　现在，不仅群殴小偷，而且让他活活淹死。这就更不是什么见义勇为，而是群体施暴继之以群体冷漠下的“谋杀”。说“谋杀”有点儿过分，因为谋杀毕竟受理性支配，而将小偷围而淹之，纯粹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但却是一种有意的行为。

　　过去，法律在这类事件面前表现了它的徘徊和无奈，坏人之死被归结为咎由自取，所以无人承担后果，所以下一次还是大打出手，还要“围而淹之”。现在，法律终于说话了，它不是要反对见义勇为，而是要发出理性的声音，昭示法律的意旨。

　　从刑法角度说，那些将小偷追到水里的人，对小偷有救助的义务，违背这种义务进而导致小偷死亡，构成一种“不作为”形式的杀人。这个刑法中的常识，对公众来说可能是陌生的。构成“不作为”形式的杀人，需要具备几个条件：

　　第一，有施救的义务，这个义务可能来自法律和职责，也可能缘于自己的先行行为，比如这里的追打行为。不论先行行为是否高尚，也不论身陷危难者有无过错，都不能免除救助义务。第二，有能力施救但不施救，如果没有能力，比如不会游泳，那就另当别论。第三，施救之后也不会对施救者构成新的人身威胁。第四，身处危难者的死亡正是这个“能为而不为”导致的。

　　追打小偷的“道理”其实不在于他偷了多少钱——谁都知道自行车值不了几个钱，而在于人们对财产安全和社会秩序被破坏的恐慌与痛恨。但是，这个“道理”讲到坏人落水挣扎时就失效了，因为维护秩序的目的已然达到，再继续下去就意味着我们在用一种大恶对付一种小恶。而且，眼睁睁看着别人绝望地死去，是残忍的、不人道的。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不因其做了坏事而有所贬损。

　　即使围观者一致同意淹死这个小偷，这样的表决也不会得到更广泛的公众认可，因为它地地道道是属于非正义的。我坚信表决的结果一定是“先让小偷上岸，然后再依法惩处他”，因为表决的过程就是良心反省的过程，良心会告诉我们不能就这样“以内心合谋的方式杀死他人”。或者还有一种可能：如果那个小偷还有一丝气力，还能讲几句话，也许我们就此知道他是为了给母亲治病而偷窃的。现在没机会了，他死了。

　　我们总在说同情，但面对一个被我们追到“垂死”的人，我们的同情哪里去了？同情，不是给孩子、爱人和朋友的，那不是同情，只能算作本能，哺乳动物都有这种本能；只有对我们所不喜欢的人、做了坏事的人甚至对不再为害的敌人仍能寄予同情，才能算作真正的同情。富有同情的民族，才是真正伟大的民族。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

对《现在如何做新药？》一文的一点意见

　　　张晨光　　您好！读罢《现在如何做新药？》一文，有些话还是要说的。见下文。　　gochinabio在文中谈到了“中国国家药监局（SFDA）将新药定义复杂化甚至歧义化”，这个有点冤枉SFDA了。新药的定义不是SFDA作出的，而是由国务院作出的。按照中国目前的药品监管体制，《药品管理法》是药品监管最重要的执法依据，《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是国务院对《药品管理法》执行作出的具体规定。1985年的《药品管理法》对于新药的定义是“我国未生产过的药品”，在2001年修订《药品管理法》时，对于新药的定义意见不统一，因此删去了新药的定义。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建议在制订《实施条例》时再予以明确。由于原定义实际上扩大了新药的范围（已有进口药品但是未实现国产的也视为新药），因此在2002年9月15日正式实施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将新药明确定义为“未曾在中国境内上市销售的药品”。[1]　　新药的概念并不是gochinabio所说的一定是新的分子实体，对于各国的药品监管部门来讲，新药一般是在国内未曾作为药用或者未纳入到药品监管的药用物质，而不一定是新分子实体。　　对于gochinabio所说的“新药概念如同专利，不存在美国批了，中国再走一次临床，批一次新药概念。美欧之间，一次临床数据可以申报两个地方。中美之间，没有如此，可能标准不同，同时，数据的真实性也是个问题。总之，中美之间，本应该如同欧美之间，保持新药概念和程序的统一性，但结果不是这样”，不敢苟同。如此则完全抹煞了人种差异。上大学时学药带动力学，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异烟肼，异烟肼乙酰化的速度有明显的人种和个体差异。如果给予同样剂量的异烟肼，中国人也许刚好是有效剂量（中国人快乙酰化大约占到一半），而西方人也许就中毒了（白种人慢乙酰化的要占到一半以上）。如果真像gochinabio所说的那样，不需要在中国进行临床，那么SFDA就真的是在草菅人命；如果真像gochinabio所说的那样，那么进行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1]国务院法制办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草案）》的说明　http://law.npc.gov.cn:87/page/browseotherlaw.cbs?rid=bj&bs=42354&anch

没有怪也会见怪

·方舟子· 近年来每隔一段时间，国内媒体上就会出现某个旅游点又出现“湖怪”、“怪兽”的报道，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新疆“喀纳斯湖怪”和长白山“天池怪兽”。近日一位当地记者在长白山天池碰巧拍下了6头“怪兽”游泳的录像，又成了新闻，新华社报了，主流电视台播了。我看了那段视频，实在看不出怪在哪里。去年央视“走进科学”节目组曾到长白山做了调查，专家认为人们看到的“天池怪兽”可能是生活在天池水中的一种哺乳动物——水獭。从视频看，也的确很像是6只水獭在游泳。 并不是你不认识的动物就都是“怪兽”，你不认得别人未必不认得。即使是没有人认得的不明动物，也未必就是怪兽：每年动物学家都会发现很多新物种，有什么奇怪的？要被称为“怪兽”，起码得是未知的庞然大物，英语所谓monster是也。目击“天池怪兽”的记者说它们只有羊那么大，是算不上“怪”的。 世界上最著名的“怪兽”是苏格兰尼斯湖的“湖怪”。如果目击者的描述是准确的，那的确是庞然大物，而且形状也很古怪，很像是一种早在七千多万年前就已灭绝的蛇颈龙。自从上个世纪30年代“尼斯湖怪”闻名于世以来，有几千人声称看到过它，还拍下了不少照片、录像。可惜，那些清晰的照片、录像都被认为是伪造或加工过的，真实的照片、录像又过于模糊，让人无法判断究竟是什么东西。 人们对“尼斯湖怪”的热情甚至感染了正儿八经的科学家，对尼斯湖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调查，想要探个究竟。比较近的一次是1987年10月，出动了20艘船，有系统地用声纳把整个尼斯湖探测了一遍，发现那里有很多鲑鱼，但是没有发现“湖怪”。 最近的、也是最系统的一次探测活动是2003年由英国广播公司（BBC）组织的。他们采用卫星定位技术，动用了600条声纳射线，把尼斯湖全面地扫射了一遍，不放过任何一处。其原理是：如果湖里有“湖怪”，它的肺里就有空气，而声波在空气的传播速度和在水中是不一样的，这样就会发现声纳信号出现失真。他们的确发现了失真的信号——不过那是供测试而放在水中的浮标传回来的。此外没有发现其他的失真信号。所以结论是：“尼斯湖怪”并不存在。 那么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觉得自己见到了“湖怪”呢？在传说有湖怪的地方，游客本来就有寻找湖怪的预期心理，很容易捕风捉影，看什么都像怪物。参与BBC考察活动的人员做了个实验。他们在湖里藏了一根栏杆，当游客在湖边聚会时，让栏杆升出水面。事后对游客做了采访，让他们画下见到的东西。有些游客画下了“湖怪”一样的头。 自古以来世界各地的湖泊、河流都有“水怪”、“水鬼”害人的传说，现在的“湖怪”、“怪兽”传闻其实与之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以前的传说是为了吓唬小孩别去游泳，现在的传闻则是为了吸引游客去观光。“尼斯湖怪”给当地带来的旅游收入据说累计达200多亿美元，有多少地方也想去分一羹啊。有这么大的商业利益，岂是煞风景的科学考察结果改变得了的。

中医护院们的冷兵器思维lw56102

　　发现中医护院掐架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网络掐架双方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但这个特点却是中医护院们所独有。那就是特别喜欢针对批评中医的个人， 张功耀反中医就骂张功耀，何祚庥反中医就骂何祚庥，方舟子反中医就骂方舟子。连我、灭天杀神、舌战群豪等几位也不过就在中医吧发了几篇漏洞百出的帖子，也成为中医护院们点名骂阵的对象。虽然我们偶尔也针对某个ID发帖，我本人经常针对的对象如：张玉磊、IDA21、黄老庄等等，是因为这三个人连有些中医高手自己都不承认他们真心维护的是中医，而是瞎起哄，其中的IDA21更是刚刚上了《新世纪周刊》的巨骗丁小平，这人连伪科学都没制造一个，就上电视台冒充北大教授，这样的人不骂实在太对不起骂人的天赋了。　　中医这种人身攻击的习惯我认为来自于一种冷兵器思维。过去的中世纪和古代封建社会的战争，交战双方还是以人员近身使用兵器搏斗为主，所以一旦发生战争，哪方能剩下尚有作战能力的部队，那就算赢了。比较文明的，擒贼先擒王，采用优势兵力首先攻击对方的将领及其指挥部，战争死的人会少一些，但也是以杀死对方战斗能力为手段。　　而把中医之争看作冷兵器时代的一场战争，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其实比作任何战争都是不合适的，学理之争本就不该出现人身攻击的行为，如果非要比作战争，我到觉得这更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政治斗争，谁也不要再想像过去一样靠杀人来取胜，而要发挥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宣传等多方面的作用。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这里所指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当然不是指的真正的政治、经济、文化，放在医学理论争论的语境中，应该是理论、实证以及推理的争论，而不是谁反对我我就要把谁搞臭的文革打法。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吴伟康：“FDA认同中医说”需要推敲

　 　 2007-08-29 南方都市报
本报讯　(记者严艳　通讯员　胡延滨　宋如萍)就职业学术打假人士方舟子日前认为“美国首次认同中医药学为独立科学体系”为假新闻一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吴伟康昨天上午表示，“认同”两字需要推敲，但美国FDA正逐步承认中医的系统和完整性，趋势是向好的。
　　8月3日，人民日报等媒体发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新近发布了一份指导性文件《补充和替代医学产品及FDA管理指南(初稿)》”有关中医的消息，并简单介绍了中科院院士陈可翼的看法。
　　针对陈可翼院士提到的，“FDA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传统中医药学与美国传统医学(即西方医学)一样，是一门有着完整理论和实践体系的独立的科学体系”，方舟子立即以《举报假新闻“美国首次认同中医药学为独立科学体系”》一文进行批评。
　　中医在美国的认可程度究竟如何？在昨天上午省中医院举办的第三届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吴伟康表示，美国大多数州已经认可针灸的治疗，但草药还处于严格规管状态，“但美国正逐步承认中医理论的系统和完整性。”
　　吴伟康表示，《补充和替代医学产品及FDA管理指南(初稿)》明确提出了“中医具有完整的系统”，但使用“认同”两字需要推敲，但不可否认的是，FDA对替代性补充医学的观念正在转变，趋势是向好的。　　　　　　■相关新闻　　　　千余专家下月来穗探讨“中西医结合”　　　　本报讯　(记者严艳　通讯员　胡延滨)下月22日至24日，第三届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将在广州召开。届时，将有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名专家参会。各国地区专家将对结合医学研究领域所得的成就进行交流，探索结合医学在医疗实践中的应用模式。

PX和PTA的生产过程中有什么副产物？

　　　文／桓二心　　桓按：连岳先生在6月3日《又毒又科学——接下来的工作安排》一文一开始就说：“我将委托专业人员将PX的毒性问题、生产原料及生产工艺所产生的毒性问题，陆续翻译介绍给大家——这方面的工作，我得到了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专业人员的支持。”可是我等了整整半个月，还是不见“这方面的工作”有半个影子。这半个月里面，连岳先生的键盘和鼠标倒是使得挺勤，先后往他的网志上写了、转了十几篇有关厦门PX的文章，还有《孙悟空的小鸡鸡》这样的黄霑式的段子；可他越是这么勤快，我就越觉得着急。最后，终于还是忍不住亲自到中国图书馆，用了两个多小时，查阅了一本名为《芳烃工学》（赵仁殿等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01年）的书，自己解答了自己的问题。 　　不过，独知知不如众知知，光我一个人知道了PX的生产工艺显然是不够的，还应该告诉其他人。所以我又写了这第三篇和厦门PX有关的文章。顺便说一下，早先我在批伪环保的时候就发现，现在的城里人因为无知，对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因此，早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计划开始写一本有关重工业的科普书，不过因为知识储备不够，一直没有动笔。现在这篇倒可以算是这本书的第一篇样稿，欢迎网上的各位读者在读过此文之后，到我的网志http://blog.sina.com.cn/huanerxin/来提提意见。 　　最近，厦门PX事件一度闹得沸沸扬扬，与和它几乎同时发生的太湖蓝藻事件堪称今年春夏之交的两大环保事件，因而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纷纷议论。 　　处于这一事件漩涡中的，是两家名为腾龙芳烃和翔鹭石化的企业。它们要在离厦门本岛很近的海沧区建化工厂，分别生产两种名为PX（英文para-xylene的缩写，中名对-二甲苯）和PTA（英文pure terphthalic acid的缩写，中名精对苯二甲酸）的化工产品。由于以中科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赵玉芬为首的一些人在代表民众合理抗争的同时，却又无根据地宣称PX“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对胎儿有极高的致畸率”，并称这样的化工厂“至少要建立在100公里以外，城市才能算安全”，严重误导了民众，而网上又一直缺乏有力的反驳，我写了一篇题为《我看厦门PX事件》的文章，就PX的毒性问题做了澄清。但这点澄清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更多的人还想知道PX和PTA在生产过程中的副产物是不是高毒、高致癌性。这就必须把PX和PTA的生产过程介绍一下了。 　　1. 从石脑油和减压馏分油到重整生成油和裂化汽油 　　根据网上的资料，腾龙芳烃生产PX的原料是全馏分石脑油（96万吨／年）和减压馏分油（220万吨／年）。什么是全馏分石脑油？什么是减压馏分油？这要从石油的化学成分说起。 　　石油是一种主要由碳氢化合物（简称“烃”）组成的成分复杂的混合物。要想把石油用做化工原料，就必须把它“拆分”成一些组成成分相对比较简单的混合物。最简单、也是最常用的“拆分”方法，叫做分馏。它的原理很简单：石油的各个组分的沸点是不同的；把石油加热到一定温度，低沸点的组分就会先沸腾气化，而和母液分离，把这部分蒸气冷凝，就得到了一个低沸点的馏分；提高温度，较高沸点的组分又会接着沸腾气化，于是又可以分离出一个馏分…… 　　现在在石油化工上，把常压沸点在60℃－220℃之间的馏分，统称为石脑油（英文为naphtha）。如果一个馏分正好将这个沸程内的全部组分都包括进去了，那就叫做“全馏分石脑油”。全馏分石脑油以直链烃类（即分子中的碳原子排成一条链而不是一个环）为主成分。 　　因为烃类分子中的碳原子数目越多，沸点越高，而且彼此越来越接近，所以对于石油中那些含碳更多的烃类，用常压分馏不易分开。但在减压的情况下，其沸点不仅大大降低，而且彼此的间隔拉大了，因而也就容易分开了。所谓“减压馏分油”，就是指的利用减压分馏得到的比石脑油更重的常温常压下呈液态的石油馏分，其主成分也是直链烃类。 　　直链烃类不能直接用于生产PX，因为PX是芳烃，分子中的碳原子排成环状而不是链状。所以，全馏分石脑油和减压馏分油都必须经过处理，才能用于生产PX，不过处理的方法不一样。对全馏分石脑油，采用的技术叫做“连续重整”，是用含铂的催化剂把直链烃类变成芳烃，得到的产品叫“重整生成油”。对减压馏分油，采用的技术叫做“加氢裂化”，是用加氢催化的方法，把其分子中较长的碳链打断成较短的两截或多截，生成小分子的烃类，得到的产品叫“裂化汽油”。所以，重整生成油和裂化汽油中芳烃的含量都大大提高了。 　　这两步工艺的主要副产物是氢、甲烷、乙烷和液化石油气，而这些都是重要的化工原料或燃料，所以化工厂是不会把它们白白浪费掉的。而且这些气体都是低毒的，否则，玩氢气球的小孩、生活在沼气池旁边的农民和使用液化石油气生火做饭的人可就都危险了！ 　　2. 从重整生成油和裂化汽油到BTX 　　上文已述，重整生成油和裂化汽油中芳烃的含量都有所提高。得到这两样产品后，再经过一步分馏，专取其中含6个碳到8个碳（简作C6－C8，严格书写时，数字应写成下标的形式）的馏分，其中的主要成分基本就是苯、甲苯和二甲苯了。因为苯的英文是benzene，甲苯是toluene，二甲苯是xylene，所以三者合称BTX。再通过名为“抽提分离”的工艺，便可以把这三者分开。 　　这一步得到的主产物中，苯是著名的高毒性、高致癌性物质，甲苯和二甲苯的毒性都比较低，而且都没有证据表明它们是致癌物。副产物是C9以上的重油，则可以做为柴油使用。如果你不怕柴油味，那么你也不必怕这种副产的重油。 　　3. 从甲苯到苯和二甲苯 　　在BTX中，甲苯的需求量较少。为了得到更多的PX，需要把甲苯转化为二甲苯。这一步工艺叫做“甲苯歧化”，就是把两分子的甲苯变成一分子的苯和一分子的二甲苯。副产物是C9以上的芳烃，一般产量很少，分离出来之后如果不作为燃油添加剂，直接烧掉即可。 　　由此可知，腾龙芳烃生产的苯有两个来源，或者是从重整生成油和裂化汽油中直接分离得到，或者是通过甲苯歧化得到。腾龙芳烃规划的苯产量是22.8万吨／年。 　　4. 从二甲苯到PX 　　二甲苯是邻-二甲苯（英ortho-xylene，缩写为OX）、间-二甲苯（英meta-xylene，缩写为MX）和对-二甲苯（PX）三者的混合物。三者都是重要的化工原料，但PX的需求量最大，OX次之，MX很少。为了得到更多的PX，还要再通过名为“二甲苯异构化”的工艺，把MX和OX转化为PX。腾龙芳烃规划的PX产量是80万吨／年，OX产量是16万吨／年，不产MX。 　　MX和OX的毒性和PX相仿，都是低毒物质，没有致癌性，但有一定的致畸性。这一步的副产物有少量的苯、甲苯和C9以上的芳烃，其中苯、甲苯分离出来后可以直接导回“甲苯歧化”的反应塔中循环使用，C9以上的芳烃的处理则上文已述。 　　以上四步在生产上是连续进行的，前一步的产物马上就做为后一步的原料，所以完成这四步的化工装置是紧密连合成一体的，化工上叫“芳烃联合装置”，而不存在中间产物长途运输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副产物需要提一下，这就是硫化氢。硫化氢不是在上述四步反应中生成的，而是全馏分石脑油和减压馏分油中的杂质硫形成的。硫化氢具有高毒性，并且是重要的大气污染物，所以芳烃联合装置产生的废气必须经过脱硫处理。 　　5. 从PX到PTA 　　从PX到PTA，需要两步。第一步是把PX氧化成粗对苯二甲酸，第二步是通过加氢精制，除掉其中的一种名为4-羧基苯甲醛的杂质，而得到PTA。第一步需要把PX溶解在乙酸中反应，还要使用溴化物作为反应的促进剂，反应中会生成副产物乙酸甲酯，因而排出的废气中会含有PX、乙酸、乙酸甲酯和溴的蒸气。这就是为什么居住在海沧区的居民有时可以闻到翔鹭化纤排出的气体有淡淡的酸味的原因。虽然据厦门市环保局的解释，乙酸的排放量虽然超过了人的嗅阈，但仍符合排放标准，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但天天闻酸味总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所以厦门市环保局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正在敦促翔鹭化纤（以及准备和腾龙芳烃80万吨PX配套建设的翔鹭石化150万吨PTA工程）采用国际上最先进的废气处理方法，尽可能地减少有异味的乙酸、乙酸甲酯的排放。　　把上面说的综合一下，就可以知道，整个PX和PTA的生产过程中，生成的高毒性或有高致癌性的物质，不过苯和硫化氢两种，此外还有乙酸、乙酸甲酯具有令人不快的异味。知道了这些，厦门民众就可以有针对性地要求和监督腾龙芳烃和翔鹭石化两家公司有效地减少这些物质的排放或泄漏，而不是在无知的情况下，自我幻想PX和PTA的生产过程中会有什么高毒、高致癌性的物质产生。两种情况下，孰者可以提高维权的效率，不是一目了然吗？ 　　2007.06.18-19

万峰，你的修养哪去了

　昨天中午看了上海电视＜陈蓉博客＞的一档节目，这期邀请了方舟子，万峰做嘉宾，讨论有关中医的一些问题。结果两位嘉宾在电视台的演播室就干上了，大吵特吵，尤其是万峰一点没有公众形象。万峰在浙江文艺台主持＜伊甸园信箱＞，被公众和媒体称之为“电波怒汉‘，我也听过他主持的几期节目，我想大部分听众和我一样，是觉得万峰好玩才去听的，因为这是一档性教育节目，而万峰所讲的根本和性无关，或者说万峰根本也不是一个具备丰富性知识的主持人，只是一味的在那里嚷，不间断的在那里骂罢了，如果说这档节目还有可取之处，那就是万峰的嚷和骂给了那些徘徊在两性边缘的打工仔，打工妹当头一棒，使他们知道性不是可以随便乱来的。在主持这样的一档节目，万峰的骂还是情有可愿，因为他面对的本身就是“性无知”的受众。但在“陈蓉博客”这档节目里，你是作为一个嘉宾出现在电视上的，你怎么也如此这般的一味嚷啊，你也是经历过很多生活的人，见过世面的人，你看不惯方舟子，可以来驳啊，干嘛如此的缺少风度，缺少修养啊，声音响并不是有理的表现啊，万峰，其实很多道理也是可以用春风化雨的方式来传达的，如果哪一天你在主持时，声音变得小了，语气平和了，我想那时你的听众将受到更多的教育了。

批判与反批判：吃饭能传染乙肝吗？

　　　Conker　　我写这样的文章，就做好了被批判的准备，因为太多的人不愿意听也不想听。不过真理越辨愈明。首先说名一下我为什么写这样的文章。我的亲戚朋友中，有好几个是乙肝患者。大多没有输血，家族等重要相关因素。我能想到的是 "病从口入"。由于学术界公认的 "乙肝不是消化道疾病"的历史，在中国很久以来根本就没有象样的流行病学调查去证明 "乙肝不是消化道疾病"。近年来调查开始多起来。 "病从口入"的证据也越来越多。稻草人同学可能也是作科学的，还是用数据说话吧。过多的臆断和情绪化的人身攻击不会解决任何问题。下面是一些说明和参考文献。 　　数据来源。"最近的研究表明，当就餐者中有乙肝病毒携带者时，采用传统就餐方式的乙肝感染率为42％，而分餐制的乙肝感染率为17 ％，这也说明了乙肝是可能从消化道传染的"。注意是感染率，不是发病率。这段话，我在国内正式的健康网见过多次的。我已在第一时间向方舟子说明了因为我无法做国内的文献检索，在古哥上查不到。希望有人能帮查一下，看一看样本量和试验设计。方舟子指出，这样的数据应指长期家庭内密切接触。这一点我同意。因为这样的流病调查只能用长期密切接触组来作为阳性组，不可能做也没有办法做单次接触的流病调查。这段话的确有误导的嫌疑，我在引用的时候没有看到原始数据，再次说明。　　文献。稻草人同学比较忙，可能没时间读文献。我帮你读一读。因为我无法做国内的文献检索，只能简单的查一查，大多只能看一看文摘。不过也能说明问题。你要写科普，一定要多读文献。不懂没关系，就怕不知道自己不懂。太多的专家写出的东西听起来头头是道，名头又大，结果是大众受害。最近的王琦就是一例，自己脑袋里灌水了还不知道 , 顺便拍一下. 乙肝权威们都说 "乙肝一般不通过消化道传播", 可没有任和实验依据。你非让我拿出反证，我认为是不科学的。稻草人同学的风险评估有问题。不能解释中国日本的乙肝据高不下, 也不能解释海南，四川等地的高感染率. 有时间，读一读下面的文献吧。乙肝 (DNA) 不同丙肝 (RNA) 和 HIV (RNA), 体外不易死亡，口液里可含有活病毒，这都是被大量研究证实的。中国人的口腔及消化道疾病又多。自己拍拍脑袋想一想，能不能吃出乙肝。下面有一堆原始文献，自己看吧。你如在国内，应该找到更多。我这里摘几段原文, 出自近年的专业杂志。　　"家庭内部和集体内部的HBV 感染率与时间呈正相关，随着共聚时间增多HBV感染率增高"　　"实验结果显示，不同试验组血液、唾液、精液和阴道分泌物标本测检HBV-DNA 的阳性率有显著性差别，HBV-DNA阳性率的高低似与家庭以外人员聚餐活动频率呈正相关，与家庭以外人员聚餐活动频率越高，HBV 感染机率越高"　　"集体共用餐具的检出率明显高于个人自备餐具，众所周知．乙肝病毒传播途径是复杂的，主要途径是血源性．但密切接触和体液 传 播也是重要因素。作者认为：个人自备餐具减少了传染机会．而上千人的太食堂集体轮换共用餐具．冲洗后无衡底的消毒处理，增加了生括密切接触交叉传染机会"　　"多元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下面几种因素与多重感染有关，家庭成员肝炎史 OR 为27 ．11 （4 ．93 －149 ．1 ），牙科手术史OR 为4 ．81 （1 ．57 －14 ．69 ）；输血史OR 为4 ．01 （1 ．51 －10 ．70 ），血液接触史OR 为5 ．64 （1 ．0929 ．27 ），外餐习惯OR 值2 ．29 （1 ．30 －4 ．05 ），结论：病毒性肝炎多重感染模式较多，对临床有较大的影响，对人体危害较严重，恢复较慢，家庭成员肝炎史，牙科手术史，输血史，血液接触史和外餐习惯与多重感染有关。"　　乙肝的歧视问题及预防。科学是实事求是，和歧视没关系，这是我的初衷。我最好的朋友就是乙肝。这也是我为什么愿意花这么多的时间在这上面。我们是分餐的，他也能接受。我们讨论的是科学，先把社会的因素放一放。乙肝是受害者，也可能就是不正确认识的受害者。要拍，得找对目标。乙肝不可怕，重要的是知道其感染途径。打疫苗，看牙要求一次性用品，少输血或只输干净血，分餐。若能做到，得肝炎的可能性真比撞火车的几率还小。 　　附录，　　文献一乙型肝炎病毒传播与感染途径的研究分析　　《中华实用医药杂志》 2004 年 9 月 第 4 卷 第 17 期 　　选择集体体检和日常就诊的人群为研究对象，分3 组: ①低频率外界接触组，与家庭以外人员聚餐活动≤12 次/ 年，115人，来自学校新生 ; ②较高频率外 界接触组，与家庭以外人员聚餐活动≥22 次/年， 115人; ③ 高频率外界接触组，与家庭以外人员聚餐活动>50次 /年，115 人。各组对象均否认有使用过血液或血液制品、共用或重复使用的注射及穿刺用具、母亲有HBV 标志物阳性史等资料。　　看不到表格，这是文字说明： 结果①HBV 标志物阳性率在不同年龄组、不同职业组、性行为模式组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不计静脉吸毒者），其中尤以性交易者、性病患者、多性伴侣者等人群HBV标志物阳性率显著高于一般人群（P<0.05> 　　起止页码：357-359 页　　文　摘: 　　探讨 HBV感染家庭聚集性影响因素。方法 对174 例乙肝患者家庭成员HBV感染状况进行了调查分析。采用 ELISA法检测了 174 例乙肝患者和381 例家庭成员HBV 感染血清学五项指标；PCR法检测了 174乙肝患者血清HBV DNA 。结果HBV DNA 阳性患者配偶及子女 HBV感染率分别为 74.1% （其中单项抗HBs 阳性45.5% ）和 42.2% ，显著高于阴性组33.9% （单项抗 HBs阳性 25.8% ）和13.9% （P<>"15">"145"> 其它模式。母亲为患者，其子女HBV 感染率 48.8%，明显高于父亲为患者其子女的感染率 20.7% （P<0.01 ），特别是 "135"模式 HBV DNA 阳性的母亲，其子女HBV 感染率达 70%，结论 血清HBV DNA 阳性和"135" 模式是 HBV 感染家庭聚集性的重要危险因素；母亲与子女间的HBV 传播大于父亲与子女间的传播，但父婴传播也应采取相应的阻断措施。

由《破解爪哇怪病之谜》想到的

　　　文／刘夙　　方舟子的《破解爪哇怪病之谜》(XYS20070326)，写得非常之好，那种以生动的叙事、严谨的推断对妄人妄说进行不留情面的批判，实在是酣畅淋漓。而我也从这篇文章，联想到了其他一些事情。　　《破》文中有一句话：“患脚气病的一般是食物匮乏、除了白米没什么可吃的穷人。”这马上就让我联想到了“金大米”。方舟子在另一篇《为什么说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XYS20050104)中介绍“金大米”是由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研发的一种转基因作物，是由普通水稻转入四种外源基因所得，一种可以提高金大米中维生素A前体胡萝卜素的含量，“以减少在亚洲人当中普遍存在的维生素A缺乏症”，另三种则通过破坏大米中所含的阻碍铁吸收的肌醇六磷酸等方式，以避免以大米为主食的穷人因患铁缺乏症而导致贫血。不幸的是，这样一种大有益于亚洲人民健康的作物，却因为某些国家、某些环保组织对转基因作物的污蔑和抵制，而迟迟不能推广。　　正巧，最近在新浪网上看到一则转自中新网的新闻《联合国称朝鲜首次承认缺粮百万吨》（http://news.sina.com.cn/w/2007-03-27/085912623113.shtml）。有人如此评论道：　　“也就是20亿斤粮食，朝鲜2200万人口，平均每人差100斤粮食，你相信吗？我有100斤粮食可以吃半年了，如果每人差100斤，不是到处是饿死的人？消息明显是造谣。”　　他的这番议论很快就遭到多人的反驳，比如有人说：“没有任何副食的情况下，100斤粮你吃半年？我敢打赌，半年后你不死也差不多了。”可谓一针见血。　　所以我素来瞧不起生来养尊处优、根本不知道穷人怎么过日子就敢胡说八道的人。某些西方人是这种人，极端环保分子多是这种人，国内有的生态学者也是这种人。虽然，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这种弱智居多的社会正是一个人人衣食无忧的社会，而建设这种社会又是我们所追求和努力的，所以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弱智越来越多，但是只要中国还有一个地区没有脱贫，我呼吁，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就应该一天不结束对弱智的批判。

当负伤退下来以后

2007-04-04中国青年报本报记者 蒋韡薇 “这一篇文章，是我老老实实的自述，请一位曾直接和我见过几面的人笔记出来的。我自己不会写字，写出来，就是蚂蚁也看不见。”说这话的，是学名为“细菌”的家伙，有人偏给它起了个昵称——“菌儿”。而那个“笔记”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高士其。 《菌儿自传》是高士其1936年至1937年间为《中学生》杂志写的连载，用拟人化手法，以第一人称从“我的名称”、“我的籍贯”、“我的家庭生活”说起，直到“吃血的经验”、“肠腔里的会议”，“经济关系”等，把“菌儿”的曲折经历道了个水落石出。 尽管这是一部70年前的作品，却一再再版，手头的这本就是2003年6月版的，前言里有“通过SARS的流行，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全民族都应该沐浴在科学的阳光下”。 1926年，高士其的姐姐在一场瘟疫中死去。身在美国留学的高士其听到消息，放弃了化学专业，转攻细菌学、公共卫生学这一冷门。 23岁那年，高士其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实验室做实验时，一个装有脑炎病毒的瓶子突然破裂，病毒顺着他的左耳进入小脑，破坏了小脑的中枢运动神经。但他还是坚持读完全部博士课程，并加入了美国公共卫生学会和美国化学会。 “我虽然没有上过战场／但我的生命正在另外一种的战场上／进行着剧烈的战斗／是人类和细菌的战斗／我的战场是实验室／我的武器是显微镜／我担任着侦察细菌行动的工作／收集了各方面关于细菌的情报／我遭了细菌的暗算／负伤退了下来” “负伤退了下来”的高士其回国后，在上海的小亭子间里，开始了他为人乐道的科普写作。 “我是菌族里最小最小、最轻最轻的一种。小得使你们肉眼看得见灰尘的纷飞，看不见我们也夹在里面飘游。轻得我们好几十万挂在苍蝇脚下，它也不觉得重。真的，我比苍蝇的眼睛还小一千倍，比顶小的一粒灰尘还轻一百倍哩。” 高士其的书，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是科普写作的典范。其原则不外乎三条：第一是真，第二是语言优美，第三是深入浅出。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说，他就是读了高士其的作品，才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选择了生物学研究。 冰心女士有一次发烧住院，医生验血之后说白血球增多。她不明白“白血球增多”是什么意思，大夫向她讲了一通理论，她听不懂。正巧高士其来了，他打了个比方说，白血球就是人体内的“警察”。发烧了，表明敌人入侵，“警察”当然就增多！冰心一听，一下子就明白了。 前不久，一部在网络上成名的“科普书”引发了对科普写作的再次关注。这本《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公开宣称不强调普及具体的科学知识，而旨在传播科学“趣味”。写作大量掺杂了小说化的情节，加入了很多作者想象的细节和设想的场景。比如描写牛顿推了一下眼镜，说“真相只有一个”。这场景熟悉吗？分明是来自动画片《名侦探柯南》嘛！但这种写法引发了网友的阅读热情，许多人打电话到网站去，催问何时能够出书。 有记者访问了中国科普作协翻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卞毓麟，他认为，如果虚拟的东西太多，就变成了科学小说，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科普。科学上的准确性在任何科普作品中都要讲究， “科学的灵魂还是‘真’，即使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把‘真’丢掉了，这样的科普也是不成功的”。 在高士其瘫痪的60年间，即使在住院时，他也未放弃过科普写作。他总是伸出左手去进行静脉点滴，当左手的血管已经不能再扎进针时，他就让医生在他的肩膀或大腿上进针点滴，目的就是为了能腾出右手，自如地写作。 《菌儿自传》写作已过去了70年，国内能够与高士其比肩的科普作者仍然屈指可数。国内一本知名科学杂志的编辑私下透露，因为难以找到合适的科普文章作者，他们只好向海外购买版权，并且采用“图说”的形式，试图挽回一些市场份额，但收效甚微。 《菌儿自传》高士其著北京出版社出版

假保健品泛滥的症结

　　dku　　对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而言，方舟子这个名字一点意义也没有，公信力还比不上喜欢忽悠人的政府和传媒。我的一个同学向他的父母推荐方舟子的书，结果他的父母到书店翻了一下，给他的答复竟然是——“不要相信这个人”，然后继续吃那些“保健品”。我自己的家人对方舟子也是半信半疑，尤其在中药的问题上，他们真诚的相信，中药的毒性，尤其是方舟子所说的重金属，是由于药材的生长环境造成的，这种认识多半来自政府对鱼腥草事件的处理的宣传上。最令人悲哀的是，这里的新华书店，卖的最好的是林光常和于丹的书，而这两位都是媒体的红人。　　看来在假保健品这个问题上，只有政府的严厉惩处和传媒机构的宣传才能真正对老百姓起到作用。然而政府和传媒在这个问题上从来都是放马后炮，和假保健品的获利相比，最后的惩处全都不痛不痒，从来都不触及问题根本原因。我想这可能才是假保健品泛滥的症结。

吓唬人的东西，怕它作甚？

Donald明天就是"3.15"了.昨天跟几个从北京过来的朋友碰面,他们和我一样,因为被联通,移动欺负,奋而起诉,搞了个万人团诉.我们商议在西安起诉联通,移动.今天收信,发现,有人要告我了!肖传国教授要告我了.说多了没用,我也是打过官司的人,我也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吓唬谁呀?我的信息已经发给方先生的律师,请陕西某律师事务所将律师函发给方先生的律师,本人一定可以收到.能怎么样?"由于部分在公开信上签名的人员无地址、无单位、属于无法联系者。经讨论，将在一定时间内，首先在网络公布这些人员名单，名单公布后如仍然无人确认，此部分无地址，无单位人员将不在发函范围。"无单位? 你管单位干吗? 要通过单位施压吗? 签名是个人行为,个人负责.无地址? 有了地址,方便你们来找每个人算账?我的建议是:1 各位,不要怕官司,那没什么,虽然官司之外的东西太恶心人了.2 各位如果想玩一玩,看看官司怎么打的,那就把自己的地址发给方先生的律师,由方先生的律师再转寄,咱家信不过那帮人.(本人愿意为500多封信出邮寄费用,请方先生的律师放心).3 他们玩的什么嘛? 心理战术? 纯粹是纸老虎.说一句粗鲁的话,借用老罗的:SB.

我接触到的彭桓武先生

　　涂展春　　2007年元月2日彭先生来参加我在理论物理所的报告会，真没有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了我们之间的永别。2月28日先生走了，走得如此突然，如此简单。我再也没有办法兑现8月底归国拜望他的承诺了。唯以此文表达我的沉痛哀悼和深深歉意。　　我是2002年6月第一次见到先生，年底便作为他的学术秘书，因此有机会经常拜访先生。先生一向是个低调的人，讨厌媒体的浮夸，因此年轻人中知道的并不多。在此，我将所接触到的一些有关先生的事情真实记叙出来，希望对年轻人有所启发，也希望他的精神能够被传承下去。　　探索：永无止境　　先生近年在《理论物理通讯》上发了两篇关于狄拉克大数假设和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统一的学术论文[1，2]，九十高龄仍然在做研究，探讨物理的基本问题！常人似乎很难想象他的动机，先生自己说他是在还债。先生当年在清华作周培源先生的硕士生，研究工作与广义相对论有关。后来周培源先生出国访问，不久先生也赴英国师从玻恩作博士论文，这样他就欠了周先生的论文债。先生对此铭记于心，多年之后，仍在导师最初指给自己的方向上探索不息。　　我还知道先生尚欠玻恩的论文债。先生博士期间做的论文是关于金属钠的弹性模量的计算[3]。从量子力学出发，最后归结为解本征值问题。由于没有考虑电子的关联能，得到的本征值是虚数，这是物理上不容许的。也就是说关联能是不能忽略的。上个世纪由于密度泛函理论的发展，多体体系的基态问题的实质已经变成怎样确定电子的关联能了。目前甚至相互作用的均匀电子气的关联能都没有很好地解决。2001年时，先生曾经试图啃这个硬骨头，最后解决不了发散问题而暂时搁置。发散也是量子场论的基本问题，到现在仍然没有很好的解决。先生认为，如果仅用幺正变换将哈密顿量对角化，原则上不会出现发散。现在所谓的发散问题可能是数学处理上有瑕疵，譬如用微扰论时采用的微扰波函数超出了原有哈密顿量容许的希尔伯特空间。先生认为Hellinger所提出的eigendifferetial的思想[4]可能会为解决量子场论发散问题提供合理的数学基础。　　北京大学出版社曾经为先生出版过诗文集，主标题是“物理天工总是鲜”[5]。从中可以看到，先生对整个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总是保持一颗开放的心，年轻的心。自然，他会对物理学中未解决的基本问题感到揪心。只要这些问题没有解决，探索当永无止境。　　为人：自知之明　　先生有很多事情是常人难以理解的：得了何梁何丽奖金100万港币，却把它以某种名义分给了原先一同参与原子弹研究但是国家至今没有照顾到的同事；年高90思路十分清晰，但是他70岁后不再在项目评审中发言；曾经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自觉不能提案，自动请辞……　　对这些事情，他自己的解释是：“医生限制我每天的蛋白质摄入量为一个鸡蛋的当量，钱对于我来说有什么用呢；70岁以后我就不在一线工作，不能保证我是站在最前沿的；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我没提一个案，没发一次言，根本不懂提案，也不会发言，我就自己给自己革职了”。先生如此有自知之明，当代有几人与？　　他身为中科院院士，但他的简历[5]里面只有在各个大学授课和研究所研究的记录。有人说他淡泊名利。依我看那还只是停留在上坐神秀“有”的境界，而先生完全进入了火夫惠能“无”的境界。他心中根本没有名利，只有作为一个科学家对真理的追求和作为一个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道。他的为人之道与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同等的简单和实在。这应该是科学家的最高境界了。　　研究：分而制之　　先生曾经专门向薛定谔请教怎样才能做好研究，薛定谔的回答是“分而制之”。也就是将大问题分成小问题去做，难点便分散了。先生也多次跟我说作研究就像是打仗，基本上很难直接穿越障碍，总是一条路一条路地试探，然后迂回曲折地绕过障碍。先生说薛定谔建立波动方程的过程就是这样的：德拜在看到德布罗意的关于物质波的文章后建议薛定谔去弄清楚德布罗意的一系列文章，并特别指出既然是波，就必然应该存在一个波动的方程，让他去凑一个出来，薛定谔最初也得到和德布罗意一样的相对论协变的波动方程，但是这个方程得到的氢原子能级与玻尔的理论不符。此次失败之后，他退回来作非相对论近似，却得到与实验一致的薛定谔方程，开创了波动力学。虽然这实际上并不完全是对的——事后才知道最初协变的方程之所以错了是由于没有考虑自旋，而为了保持相对论协变的项恰好和这一项抵消了，所以非相对论性方程反而是符合实验结果的。“前方是绝路，希望在拐角”——这句话用在科学研究中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先生研究狄拉克大数假设和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统一理论的过程，就体现了这一思想。有一段时间，我每次去先生家，他都要跟我讲他的研究进展。狄拉克大数假设中引力常数和质量都随宇宙年龄而改变[6]，先生开始时忽略了质量改变，只是将引力常数改变作为标量场写到作用量里面，这样得到的一组方程不能通过广义相对论的几个检测实验。后来先生又退回到出发点，改了几个版本，仍旧不成功。有一次，我跟先生说：“引力常数随时间改变的效应是很小的，那么在时间尺度相对于宇宙年龄特别小的情况下，你的结果要回到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场方程，原则上不会通不过广义相对论的几个检测实验。”他说应该是这样的，但是还没找到问题所在。过了几个星期，先生告诉我先前他没有对大数假设中质量随宇宙年龄而改变引起足够的重视，后来他从引力常数和质量都宇宙年龄而改变的假定中导出了一个守恒量，然后考虑到这个守恒量构造作用量，最后得到的变分方程在时间尺度远小于宇宙年龄时退化到爱因斯坦的引力场方程，自然能够通过广义相对论的检测实验。一个副产品是，他的场方程中自然地出现与宇宙年龄平方反比的宇宙“常数”项，只不过是一个张量。　　晚辈：后来居上　　先生在总结自己的经验时，提到16个字“主动继承、放开拓创、实事求是、后来居上”。后来我问他：“其他的好理解，不过我有个感觉，物理学科的高速发展时期已经过去了，物理界的人才似乎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要后来居上可能性比较小。”当时他只跟我说：“你首先要超越自己的老师”。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不知什么原因他又想起了我问他的这件事。他说：“后来居上并不是不可能，你看我的学生辈的余敏和黄祖洽都超过我了。”现在我也许明白他的意思了。是说学生首先要能熟悉自己老师或者更广义的说是前人的重要成果，然后能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有所作为。而并不是说年轻人就要比爱因斯坦聪明，做更大的贡献。此后，我经常问自己，我是否能够重复我的老师的重要工作，我是否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　　参考文献　　[1] H.W. Peng, An unification of 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 with Dirac's large number hypothesis. Communications in Theoretical Physics 42, 703-706 (2004)　　[2] H.W. Peng, A theory of evolving natural constants embracing Einstein's theory of general relativity and Dirac's large number hypothesis. Communications in Theoretical Physics 43, 81-88 (2005)　　[3] K. Fuchs and H. W. Peng, Crystal Theory of Metals: Calculation of the Elastic Constant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A, Mathematical and Physical Sciences 180, 451-476 (1942)　　[4] Von H. E. Hellinger: Neue begründung der theorie quadratischer formen von unendlichvielen ver?nderlichen, Journal für Mathematik 136, 210-271 (1936)　　[5] 彭桓武, 物理天工总是鲜——彭桓武诗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6] P. A. M. Dirac, Directions in physics (Jone Wiley and Sons, New York, 1978)